《当代电影》｜跨入新的发展节点——2021年中国电影创作备忘(6)

影片中铺满红旗、红旗下举起镰刀斧头的场景，也是典型的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式的造型风格。抒情性、表意性、渲染性使这部电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戏剧性电影，而是一部以情绪贯穿的诗电影。（3） 当然，对于传记片来说，人物的深度应该首先来自于人性的深度；对于历史题材的作品来说，艺术的力量必须首先来自于历史的质感。人性深度与历史质感是主题性电影创作未来需要更好解决的艺术问题。《革命者》虽然对人物立体性有所展示，但是人物性格的内在性、人物的成长性、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真正的冲突性，在影片中都表达得相对概念和表面。这使得这部电影的写意性大于了其传记性，诗意大于了历史，观众接受门槛相对较高。如何达成写实与写意、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创作者的主观意愿与观众的客观感受之间最大限度的融合，仍然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相比于单一人物传记，《1921》致力于呈现建党时代的早期共产党人的群像，呈现了“什么样的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情境。《1921》追求历史的人物化、风格的青春化、叙事的类型化。导演、编剧黄建新谈到，这部影片“要通过电影自身的魅力，呈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这些角色是包含了历史真实和创作空间的集合。我还是希望电影能进入‘叙事人物’的状态，而不是单纯的‘客观介绍历史’的状态，用生动的电影语言向观众展现1921年的波澜壮阔，这些影像会同今天的观众达成一种心灵上的共鸣和继承”。（4）电影不再是历史事件的电影，而是人物群像的电影。以李达和王会悟为主视角，观众看到了陈独秀与李大钊、何叔衡与毛泽东、毛泽东与杨开慧等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见证了当年这一群胸怀天下、热血沸腾的青年人的精神气质。虽然李达与王会悟的视点在影片中并没有完全贯彻，全知性视点与限制性视点的统一没有完全形成，但人物群像始终是影片的焦点。
许多由于后来政治身份变化出现争议的早期中共党员，在这部影片中也有了更多的出场机会。 人物让历史变得丰富和鲜活。当年这群最早的共产党人，大都是20—30岁的热血青年。青春化成为对历史的一种准确还原，许多激情洋溢的场面充满“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春气息。影片起用了与当时这些历史人物年龄相仿的一批青年演员，让演员与角色共同演绎时代青春。当然，由于青年演员在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上有一定差异，呈现给观众的结果也会良莠不齐。为了与观众的观看趣味更加契合，这部影片也采用了一些类型电影手法，强化了悬念对叙事的推动力。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被追踪和反追踪的段落，类型片化的追车动作场面，都反映了创作者试图使电影接受面最大化的努力。当然，悬疑性被放大也会带来一些质疑，类型的假定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有一定的冲突，观众在这类影片中并不预期看到“速度与激情”，而是试图了解历史本身更加真实的戏剧性，类型化风格有时反而会伤害历史的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