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跨入新的发展节点——2021年中国电影创作备忘(5)

疫情之下，影片没有回避创伤，但也没有从正面去渲染这种创伤气氛，反而更多的是展现温暖，传递社会温情、人间大爱。疫情打乱了整个社会的运行节奏，也提供了让每个人进行自我反省、重新梳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契机，在另一个层面推动凝聚社会共识、激发社会共情。虽然镜头对准的是一个个普通人，但是武汉抗疫全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并没有缺失。封城76天后，武汉解封，地铁恢复运行、商店开门营业，一切城市生活重启。这些关键场景和事件在影片中的重现，唤起了观众内心强烈的情感共鸣。观众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再次见证了疫情暴发初期，国家和人民所经历的那场艰难的“武汉保卫战”。“以大写小，以小见大”的创新式表达极好地将人民故事与时代故事有机融合，是对“中国密码”的一种解读。在艺术处理方式上，影片通过一群可信、可爱、可敬的普通人形象摆脱了符号化和概念化的套路，成为一种具有“扎根性”的创新尝试。
这种“扎根性”体现在人物的角色设定、语言、行为、性格，以及对人与人关系处理的具体细节之上。虽然影片由于多线索交叉叙事，而且对一些敏感事件和氛围也做了一定的过滤，使其在人性的深度和现实的厚度上有所减弱，没有将这一题材的厚重性、震撼性充分表达出来，但是其艺术完成度、人物刻画力以及中国人精神的传达，都体现了电影的成就。 （五）从《革命者》到《1921》：主题性创作的当代性、青春化探索
努力寻求历史与现实、立场与史实、艺术与市场之间的平衡，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大众化、时代化表达上也出现了新的探索。《革命者》在艺术创新上受到关注。为观众塑造“熟悉而陌生”的艺术形象，艺术创新难度很高。鲁迅先生在《守常文集》序言中曾写道，李大钊“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1）这种复杂性正是创作者进入人物的起点。影片采用了李大钊牺牲前38小时倒计时的时间轴设定，加上他与陈独秀、张学良、蒋介石、毛泽东、报童、庆子等八组人物关系的放射性结构，点线结合、以点带面，展现了李大钊平和、朴实、敦厚并能够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亲密无间的性格，完成对李大钊的性格、人品、情感，特别是理想、信念的塑造，使其成为所有影视创作中最为丰满、最有光彩的李大钊形象。与这样的结构相适应，更是与表达理想信念的主题相适应，这部电影在审美风格上，采用了由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苏联导演在《十月》《战舰波将金号》《母亲》等作品中所倡导的蒙太奇风格，（2）大量的对比蒙太奇、交叉蒙太奇、平行蒙太奇等，体现出镜头与镜头的组合、段落与段落的对比、写实与写意的交织，各种象征隐喻手法扩展了文本的意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