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诗，从不曾真正分离

作者：任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理性的“城邦王者”
西方文化中关于哲学与诗的论争自古有之。古希腊人便已有了对逻各斯（logos）与秘索思（mythos）的区分，已经关注到理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的差别。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一段关于诗人的著名论述，他认为诗人是在癫狂状态下进行创作并且无法对理念进行完美模仿，因而与真理隔了三重。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城邦王者的荣耀位置留给了哲学家，哲学也成为一切学科的王者，不仅无可争辩地高居于诗歌和其他学科之上，更因其掌握了真理而完胜与真理隔了三重的诗歌。而诗人则被极不体面地逐出理想国，甚至连荷马也不能幸免。

拉斐尔名画《雅典学院》，画面正中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资料图片
柏拉图的这段论述反映了他所处的希腊时代的基本风尚：崇尚理性，理性是科学与一切思想的基础，也构成了古希腊文明的基石，支撑起古希腊文明的辉煌殿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更在其后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核心性概念，构成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质。可以说，西方文明也是一部理性发展的历史，是由理性结出的果实。
正因为如此，尊崇理性也就成为西方文化长期以来的传统。哲学顺理成章登上王者的宝座，诗歌相形之下倒形同婢女，因其与理性看来背道而驰而无法同哲学比肩。在西方文化中，诗通常用来泛指文学艺术，这一传统自古希腊开始，保留至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诗学》便是关于文学的论述。文学以形象为载体，通过想象、虚构进行创作，注重表达感受和情感，这些特点显然与以理性、抽象、逻辑、本质为特点的哲学正好相反。
崇尚理性的时代必然会贬抑非理性。经过中世纪漫长的基督教神权统治后，至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神学禁锢，人被重新发现，理性也因此被重新认识和肯定。人们发现，作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可以凭借理性认识世界和决定自身而不必求助于上帝。在西方，这一解放运动从文学艺术发端，如滔滔之水冲破宗教神威的防线，喷涌而出，进而波及并带动了人文和科学等多领域，形成声势浩大的文化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