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海情天：费城第六街区黑人小伙们的在逃人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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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联系她的孩子的朋友、亲戚参加他的法庭宣判，在他入狱后，请求他的朋友去拘留所看他，处理他被抓后留下的个人财产和物品并妥善保管，女性通过这种消耗时间的方法努力给予支持，履行自己作为母亲应尽的义务。而参加宣判日的座位次序的安排以及出席听证会的露面都会凸显伴侣角色的存在，它意味着这个女人的名分，亲密关系的公开化，因此，戏剧性场面也就伴随若干个女人在司法系统的社会场景中的同时出现而发生。玛丽，麦克两个孩子的母亲，发现麦克还和塔玛拉交往，而塔玛拉则发现，麦克和玛丽仍旧暧昧不清，且玛丽就坐在麦克母亲的身边，向她炫耀作为“妻子”的地位和名分，塔玛拉泪流满面。爱莎出席男朋友特里的宣判，特里孩子的妈妈问她是不是“同性恋”，并向她炫耀手上的戒指，原来特里一直瞒着爱莎。这些醋意浓浓不乏火药味的场面往往发生在监狱、法庭，也正是警察利用“内部攻击力”让女人沦陷的流言武器。
五、义海情天
雪莉·奥特娜在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视角中引入“惩罚性统治”：政府针对其公民的暴力形式激增，具体表现为“监狱的激增”现象。她将美国描绘为“监狱国家”，认为“惩罚性治理是新自由主义的真正文化逻辑”
（雪莉·奥特娜：《晦暗的人类学极其他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理论》，王正宇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5页）
。虽然她提及“囚犯中的大部分是承受贫穷与种族双重折磨的非洲裔美国人”，不过展开的是监狱增长、监狱国家与监狱审美之间的关联，而《在逃》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悲惨底层的最佳诊断”，呈现的是惩罚性治理如何演变为黑人种族隔离政策在当下的延续。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在一战前后以文化自决理论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是现代人类学理论付诸应用的开始
（Isak Niehaus. Anthropology at the dawn of apartheid: Radcliffe-Brown and Malinowski" South African engagements, 1919-1934. Journal of Global and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2017, 77, pp. 103-117）
，那么2000年开始“大众收监”政策将成千上百万的黑人以各种过失、罪名投入监狱的举措，黑人公民权的剥夺和丧失是否意味着白人市民权权利和利益的增加？显然并不能做这样简单的联系，但爱丽丝毫不犹豫地指出：我们或许把美国贫民区理解成这个时代最后的专制体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