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字长文：承诺人人平等的美国，现实是基于种族的种姓制度(20)

弗洛伊德是最早将精神分析与希腊神话中的纳西索斯联系起来的精神分析学家之一。纳西索斯是河神的儿子，在水潭中爱上了自己的倒影，却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唾弃”自己的爱慕，于是在绝望中死去。哈佛大学临床心理学家艾尔莎·罗宁斯塔姆在她2005年出版的《识别和理解自恋人格》一书中写道：“纳西索斯无法想象自己爱上了自己的倒影，他陷入了幻觉之中。”
同样，那些被训练得相信其固有主权的群体也是如此。20世纪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埃里希·弗洛姆写道：“这种对自己地位的高估以及对所有与之不同者的憎恨，其本质就是自恋。他本来什么都不是，但如果能认同他的国家，或者能将他的个人自恋转移到整个国家上，那么他就是一切。”
弗洛姆从精神分析的训练和个人经历中，深知群体自恋的危险。他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年，目睹了那场战争中的仇恨和狂热，却又见证它随着第三帝国的崛起而再次出现。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设法逃离德国，被迫放弃自己建立的精神分析研究所，移民到美国。
他通过精神分析学家的视角，亲眼看到了民族主义诉求对普通人焦虑的诱惑力。当一个人深深地投入到他所在的群体的主导地位时，他“会有一种兴奋的‘站在世界之巅’的感觉，而实际上他却处于一种自我膨胀的状态”，弗洛姆写道，“这导致了他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严重扭曲……他和他的能力都被高估了，外界的一切都被低估了。”而在这之下，可能隐藏着他对于无法达到自己完美建构的理想心存恐惧。
历史表明，国家和群体会通过征服、殖民、奴役和杀戮维持其至高无上的假象。他们对这种假象的投入使他们对那些低等级者的劣势，和他们自己设定的优势有着同样的兴趣。弗洛姆写道：“一个群体能否生存下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事实，即群体成员是否认为群体的重要性与他们自己的性命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因此，当受到威胁时，为了其自尊来源的群体能生存下来，他们愿意牺牲自己和自己的理想。政治理论家樱井高道在2018年考察西方和东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时，模仿弗洛姆直截了当地写道：“群体自恋会让人们走向法西斯主义 ”。他还表示：“一种极端形式的群体自恋意味着恶性自恋，它将助长狂热的法西斯政治和极端的种族主义等。”
弗洛姆特别指出两个国家有这种群体自恋。他在1964年民权运动的鼎盛时期写道：“种族自恋存在于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也存在于美国的南方”。在这两个地方，弗洛姆发现工人阶级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之一，他们怀有一种“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群体，比另一个低等种族更优越”。这个群体里的人“会觉得‘尽管我很穷，没有文化，但我是个重要的人，因为我属于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群体——白人’；或者‘我是雅利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