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曲里的“严氏三杰”(8)

《南海美人》唱片B面片芯薛玲仙是丁悚的义女，她亡故后，丁悚写的悼念文章有这么一句：“可惜个儿不高，国语尚欠纯熟，这是她一生吃亏处，否则无论舞台上电影里总有她的地位！”（《永安月刊》，1942年第37期54页）薛玲仙闯荡影坛不顺，严折西压力倍增。彼时的他，尚未在唱片业建立声誉，靠绘画养家。1933年秋，他妇唱夫随，南下讨生活。同年11月8日的《电声日报》记载：“陈美英等不知怎样地拉拢了影界人物组织了个‘银花歌舞团’到厦门泉州表演，薛玲仙严折西及他们的小孩也同来，薛每场只登台两次，皆任清唱，严即任乐师……”这是发自泉州的报道，扣除往返时间，推算严折西离沪应该发生在10月。这与1936年4月8日香港《华字日报》刊发的薛玲仙专访文章一致：“偏偏薛玲仙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率领银花歌舞团赴南洋群岛表演后……
”夫妻俩只为银花团服务了几个月。“玲仙与同团团员张示娟意见相左，同时广州有余耀常者组织大联影业公司，拟开拍《时代的姑娘》一片，请折西导演，玲仙任主角，三方言定，余某即交定洋，银花团离港，玲仙遂与脱离，今年三月，赴台山拍片，居一月，结果余因家庭发生变故，片未成而公司随之幻灭，余乃亲自送玲仙返港，并以现金百元为寿，自后夫妇二人乃告失业，而无时不在贫困寒酸中度其艰难之岁月也，虽偶有亲友资助，但亦不能久持也。”（《电声》，1934年12月7日第47期3页）而之前的11月24日，严折西给丁悚写了一封宽心的长信，刊发在11月30日的《电影时报》，辟谣薛玲仙死于难产的假新闻。“玲仙已有信到。她已不十分平安地到了厦门……我去信要她写封亲笔信去电声发表，不然准要信以为真了呢。”《电声》当时有驻港记者，与严折西有私交，写他的报道比较可靠，对薛玲仙去厦门是这样解释的：
“为挪筹款项，拟将栈租结清，迁屋居住，过冬之后，再来上海，折西及其子小各（原文如此，应为“其女小冬”）仍居大东旅店七十一号，待其归来……”

严折西写给丁悚的平安信此时的严薛二人，对未来的规划有不少分歧，包括后来的回沪，也是各自为营。小报状元唐大郎在1936年3月23日的《铁报》撰文《宴玲小记》，印证了这点：“去年岁暮，玲仙之夫严折西来沪，知玲仙亦不久将归，丁先生夫妇大悦！常语人曰：‘我望玲仙之来，如望岁也。’今玲仙果归矣！丁先生乃设宴为其娇女接风，邀至友陪座，有老金人美夫妇，玲仙夫妇，黎七爷与白虹，刘琼严斐夫妇，以及明健诸人，愚与之方灵犀并至……”唐大郎笔下的“去年岁暮”，我推测是农历，因为1936年2月20日的《社会日报》、2月23日的《铁报》皆有严折西刚回上海的报道，前文的标题是《悲乎——严折西！悄然独归》，后文提到严折西丢失了一束画稿：“有一天他挟着十几张画稿趁轮摆渡去，可是一登岸画稿全忘掉在船舱里……这一些画稿的失落至少得忙上半个月或者二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