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与国族建构——20世纪40年代的旅边写生的形塑

摘 要：20世纪40年代西行艺术家对边地族群的写生与表达，汇入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边疆题材不但是理解中国多族群的独特透镜，也是探寻美术变革、凝练民族形式的重要载体。本文考察了边地民族晚清以来的认识理路与表现脉络，聚焦西行艺术家对哈萨克族群的写生与形塑，讨论边疆题材与国族想象、民族形式探索与现代主义探寻之间的多重互动。
边疆与边地民族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在形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中，边地的众多族群与丰富景观赋予国族形象多元特质，艺术家旅边写生是实现民族与国族建构的有力方式，而20世纪40年代是其中的关键阶段。艺术家对西北哈萨克族群的写生、表现与塑造，尤为值得关注。一方面，哈萨克族题材拓展了近代“五族共和”的民族叙事，彰显了现代中国族群多样的国族形象；另一方面，西行艺术家对哈萨克族人的不同表达，汇聚了现代中国美术探寻的多重脉络。20世纪40年代西行艺术家为何聚焦边地族群的刻画，边疆题材的兴起与“民族形式”的探索有何关联，艺术家如何在旅边写生中回应国族危机并形塑现代中国？本文试图梳理晚清以来对西北民族的认识理路，聚焦20世纪40年代西行艺术家对哈萨克族群的写生与表现，进而探讨民族主义观念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展现边疆题材、民族形式与国族建构之间的动态关系。

图1 沈逸千《今日之蒙族》，
源自《时代》1933年第3期
一、重识民族：考察、写生与战时想象
现代中国在形塑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中，“纳‘四裔’入‘中华’”是一个极为关键的策略。相对于“五族共和”叙事，实际上有更多样的边地族群凝聚在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之中，哈萨克族人正是这样一个的族群。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人主要生活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一带，自乾隆平定准噶尔之后，哈萨克族人与内地的交流渐增，郎世宁所画《哈萨克贡马图》即能说明此种情况。不过，清中叶以来画史中的哈萨克族人形象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