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与国族建构——20世纪40年代的旅边写生的形塑(2)

20世纪40年代，旅行西北的艺术家深入新疆、甘肃，透过写生之眼了解、表现哈萨克族人，留下了丰富的哈萨克族人视觉形象。在西行艺术家的表达中，哈萨克族人与西北景观成为现代中国边疆形象的生动喻指，也在此时成为边疆危机背景下战时动员的有效象征，更在民族主义潮流中成为凝练民族形式的独特资源。哈萨克族人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被重新体认进而汇入民族国家叙事之中，有其特定现实语境。
随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战时危机的刺激及民族主义观念的强化，民族叙事逐渐与国土紧密地联系起来，族群与疆域间的纽带也被重新定义。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民族起源并非如此前外国考古学家那样错误地认为“在别处”，而是与其脚下的土地交互影响、世代绵延。此外，中国学者还努力将中国境内多元一体的族群历史追溯到共同的祖先，如历史学家顾颉刚、傅斯年都认为“中华民族”是“整个”“一个”。这与20世纪30年代以后特定的现实情境有关。
20世纪30年代是民族主义观念渐次高涨的时期，西北成为此时独特的国族认同空间。西北与中华民族起源地的关系极受重视，有人指出“西北是中华民族的种源地，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随后，这种看法迅速流行。1931年东北沦陷给国民带来了深刻的危机感，同时也激发了旅行西北的风气，政府要员、学者、记者等不同身份的旅行者纷纷奔赴西北。1937年后，在空前的战时危机刺激下，边疆之族群与西北之疆土透过历史叙事与战时动员被紧密地与国族话语联系在一起，西迁的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意识激发下对“四裔”展开了重写和再塑。相对于丰富的西南民族调查，西北族群的调查相对较少，但西行艺术家留下了丰富的视觉表现，这些族群多样的边地图景与民族主义想象及战时动员形成了有效的连接，沈逸千就是其中代表。
沈逸千是较早进行边地旅行写生的艺术家之一，并对边疆危机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念东北沦亡，西北又为英俄瓜分，观藏兵东入川边，北攻玉树，是英国不但亡我康藏，且特逼我青海巴蜀腹地也。”画家希望通过旅边写生达到战时动员的目的，他认为“自榆关失守，华北动摇，痛亡国之无日，即提起几支画笔毅然出发各省，做长途宣传。一方面揭发敌人阴谋与暴行，另一方面激励国人奋起自救，以挽救垂危之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