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与国族建构——20世纪40年代的旅边写生的形塑(4)

不难发现，20世纪40年代艺术家的旅行地理范围较此前更广，包括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及康藏等地，其中，边地族群是艺术家西行写生最为关注的题材。不过与此前沈逸千对蒙古族的聚焦不同，这一时期艺术家关注的族群更加多样，如不少艺术家就格外钟情于描绘哈萨克族人。这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边疆危机背景下，民族国家对边地的凝聚与形塑有关，也与现代中国美术的变革诉求相关，艺术家走出象牙塔，由书斋渐及街头，再到乡野边地，此期艺术家西行写生的诉求也更为多样。
首先，西行艺术家的旅边写生有一定的猎奇视角。姚雪垠道：“大家都爱到西北或西南去寻找题材，表面是写实主义的，骨子里却是追求‘异国情调’倾向。”比如画史上少有表现传统的哈萨克族人，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艺术家的猎奇眼光。从更大的视野来看，西行艺术家对西北“异域情调”的观察本身嵌套在全球背景之中，这既深受欧洲东方学视野及其中亚探险知识的影响，也蕴含着现代目光对“中心”之外“边缘”世界的猎奇化审视。
其次，晚清以来中外探险家、考察者对边地民族的调查之风，也促使艺术家深入了解边地民族的生活、习俗、服饰等内容。一些艺术家热衷刻画不同民族的服饰，如对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服饰的表现；一些艺术家则多表现游牧、舞蹈等不同民族的日常生活，如韩乐然、赵望云对哈萨克族人舞蹈的描绘，以及吴作人、叶浅予对藏地舞者的刻画等。

图3 沈逸千《骅骝图》，
源自《大公报星期影画》1937年第9期
最后，伴随战时“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西北族裔也被纳入抵御外侮的战时动员中。如关山月的《哈萨克鞭马图》源自1943年他对张掖一带哈萨克族人的写生，此画在抗战语境中激发出了清晰的战时动员意味。通过战时动员，边地族群在历史记忆、民族情感以及现实命运上密切联系了起来。
艺术家借助写生介入现代中国的边地族群与底层社会，正是缘于“五四”之后写生被赋予的面向底层与大众，挑战文人、书斋与精英艺术传统的角色。通过西行写生艺术家将边地族群纳入现代中国美术视野，由此调整了殖民考察目光对边地民族的猎奇，并将边地不同族群置于战时民族国家动员话语之下，把更为多样的族群纳入民族国家形象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作为西北边地族群的哈萨克族人获得关注，汇入西行艺术家对边疆题材的探寻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