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更有效学校”计划是为了招聘教师来促进乡村教育公平

工会成员吹嘘说，1968年金去世后——正值社区控制辩论期间——几位金核心集团的成员，比如拜亚特·鲁斯丁（Bayard Rustin）和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仍会站在教师联合协会一边。伦道夫领导了客车搬运工兄弟会，这是黑人占多数的一个著名工会组织。
鲁斯丁是一位杰出的教友派信徒，他在向国王介绍非暴力观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曾与夏克尔一道参与了由德国托洛茨基的前任信徒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主持的社会主义反苏工作。
罢工期间，鲁斯丁在纽约市教师工会集会上吸引了大批白人，有时会带领他们高唱黑人圣歌。他呼吁工会主义者更加重视改善儿童的教育成果，但认为社区控制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解决方案。他说：“这项提议似乎更关注教育中的政治，而非教育素质。”

然而，从根本上说，鲁斯丁和伦道夫认为扩大黑人中产阶级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良好的工作而非差学校或者教师工会工作条例。工会主义者十分赞同这种解释。早期的教师联合协会领导人，如夏克尔、乔治·奥特梅尔和彼得·古德曼，因为其父母都属于自己的工会，所以终身都尊重热爱工会。
奥特梅尔的母亲和夏克尔的母亲一样也是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的成员，而古德曼的父亲是这个工会中的皮货商。然而，20世纪30年代以来，劳动政治发生了变化。这些老年工会仅代表私人而非公众。当裁缝的工资上涨，衣物的利润就会下降。另一方面，老师的工资都是国家的税款。20世纪60年代末，社区控制活动家和主流媒体都认为提高老师工资就是损耗学校预算，老师把本应用于急需的新校舍、教科书和其他教育资源的钱都吸走了。
1967年，《纽约时报》总结了精英和积极分子的观点，简单介绍了夏克尔，即工会主席“会尽可能满足老师需要，即使要牺牲学校需求也在所不惜”。在海山布朗斯维尔处于争议期间，夏克尔在欧柏林学院作演讲的时候进一步宣传了这个观点。虽然老师和孩子的需要并不总是截然不同，但当有观众问他是否担心罢工会影响孩子的教育时，夏克尔回答道：“听着，我代表的不是孩子，我代表的是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