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兔的多重宇宙”中抱紧我的小兔(3)

事实上，历史上的兔子也是人类在面对短缺时的关键依仗。美国大萧条时，贫民依靠兔子和松鼠充饥，将其称为“胡佛猪”。在战争爆发食物短缺时，兔子更是成为了肉类救星。二战中，实行配给制的英国政府号召民众养兔来吃，美国也试图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兔子”运动，号召国民们用类似板条箱的材料充作兔窝，捡拾杂草和树枝来喂养“储备粮”。
在人类任性妄为时，即使是乖乖被吃的兔子，也会变为人类作茧自缚的噩梦。“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对新大陆的涉足，让兔子沦为了破坏农场收成、带来生态灾难的“有害生物”。1788年英国第一舰队为澳大利亚带来第一批流放者时，兔子是随行的五种家畜之一，和欧洲人一起新奇地踏上了这片半个地球以外的土地。近一百年后，泛滥成灾的兔子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政府官方认定的“有害生物”，当时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苦于兔子刨啃造成的经济损失，悬赏2.5万英镑来寻找“未知的可以有效消灭兔子的任何成功方法”。
澳大利亚人和“有害生物”兔子的大战由此蔓延了近一百年，军队参与的全民猎杀无法追赶上兔子的繁衍速度，大兴土木建立的横跨大陆的三条防兔围栏也阻拦不了兔子入侵西部农业区的前沿阵线。直到20世纪50年代，有赖于弗兰克·芬纳博士的研究，对兔子致死率为99.5%的粘液瘤病毒被采用为对兔子的“生物控制”措施，澳大利亚的兔子才从6亿锐减为1亿。不过，兔子们顽强地通过欧洲野兔杂交带来的超强遗传抗性进行了“群体免疫”，在1991年又恢复到了两亿左右的数量，并且保持到现在，牢牢霸占了本地动植物的主要威胁者和农业破坏者的地位。想必，在澳大利亚人看来，威武猛兔才更靠近他们心中兔子的形象吧。
而“现代性”的到来，让小小兔子被迫承担的角色更复杂多变。出于现代科学的发展需求，兔子在十九世纪中期首次被用于实验室研究，仍至今是被大规模培养的实验“用品”。兔子和人类一样对致畸物很敏感、会产生抗体，体型小容易饲养，却也有足够的体型来抽血，此外妊娠期较短并且能够诱导性排卵，可以方便胚胎和遗传相关的研究。兔子成为了为人类医学进步而贡献生命的最佳牺牲品，也是间接挽救生命却被人类疏于歌颂的无名英雄：青霉素，这一丘吉尔口中二战期间最伟大的发明，完全依靠对兔子的注射测试，来保证每批运输批次的安全性。
十九世纪后半段维多利亚时期，市民阶层和大众传播的兴起，则让兔子乘着刚刚兴起的宠物风潮“登堂入室”，成为人类特别是儿童感情上亲密的慰藉和伙伴，更进一步地，成为了杂志、画报乃至动画片中的“童话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