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这一次我们谈谈少年气和青年心(3)

同样的成长小说，加拿大黛博拉·威利斯的《失踪》是一个习见的世界性母题——父亲的突然离家和失踪。总藏于阁楼写作的父亲，服务家庭的母亲，秘密帮助父亲读稿的女儿，颇受欢迎的英俊的固定的周末来客，构成了这个平静家庭的结构性稳定。一日，来客有了貌美惊人的未婚妻，父亲陷于不能创作的干涸期，最终，父亲仓促又决然地离开了家庭。时间依旧向前，“我”经历混沌又丰富的岁月，做了失踪后成名的作家的女儿，做了浪荡的文青，做了不成功的演员，后来跳上了婚姻的船，居然做了像母亲一样的人，过上了“简简单单、不计回报的生活”，然而又最终像父亲一样逃离（选择离婚的方式比父亲直接和坦白）。黛博拉·威利斯并未想就此制造强烈的悬念，或者寄托人性洞察或伦理道德内涵，如霍桑的《韦克菲尔德》。小说安静的叙事，甚至平铺直叙，鲜少起伏，无论气氛、叙事节奏、人物塑造等皆着加拿大前辈小说家门罗之色彩。
小说忽明忽暗闪烁的细节，叙事的朦胧与模棱两可，需要读者以细腻穿透幽微来获得回报，正如纳博科夫所说“含混的事实胜过清晰的象征、意外发现的野果胜过人工合成的果酱”——比如，让我们回到父亲出走前的周五夜，父亲和来客靠在椅背上，边喝酒边闲聊，观点南辕北辙但始终愉快，面对来客带来的人间尤物般的未婚妻，父亲一边赞美，嘴角挂着一丝“人们通常为了掩盖愤怒或悲伤而勉强挤出的微笑”。晚餐尚未结束，父亲就“神色异常地离开了饭桌”，回到了自己写作的阁楼，失神久坐。也是那晚，父亲告诉“我”自己一年没能写出作品的真相，“真相”会“让人心碎”。第二天，当“我”和母亲抱着“猫王”的半身瓷像回到家中，父亲已然消失。是什么让父亲必须离开？父亲被时间剥夺的，是友谊？是才能？还是某种可以以想象对抗局限的权力？作者并未试图深刻探讨。
由此，更多的无意识内容在文本中潜伏，焦虑与反抗，克制与欲望，以及渗透进下一代心灵的遗留（“我”不幸无法拥有母亲的平庸和钝感）。今天的中国青年作家也多有专注家庭之变，而且这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可持续的文学母题，可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在相同的文学母题之间形成写作和批评阐释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