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毕业却因疾病而掉落贫困的深渊——《东京贫困女子》观后感(4)

2010年8月，症状急剧恶化，井川女士彻底病倒停职了。之后不久，她就被解雇了。此后她便陷入了困境。井川女士一直觉得她的身体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权力欺压。“我一直想找出客观上的原因，但能想到的只有这个”。
被解雇之后，井川女士只能靠着健康保险的伤病补贴和儿童抚养补贴生活。然而，她的身体总也不见恢复，反而生活渐渐无法自理了。因为生病无法劳动，支援团体和区行政厅的人劝说她接受最低生活保障，但是接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孩子上大学会受到制约，也是不被认可的。所以，将来要供两个孩子上大学的井川女士坚持不接受最低生活保障。于是2011年，她接受了残疾鉴定，开始领取残障年金，每年200万日元左右的补贴。但政策规定一旦申领了残障年金，就拿不到每月4.7万日元的儿童抚养补贴。之后，政府马上要求她返还儿童抚养补贴金，过了一段时间，又要求她偿还伤病补贴金。井川女士原本想求助于失业保险，但她的身体状况令她无法再参加劳动，她的失业保险申领被拒绝了。当时的生活本就拮据，这170万日元的返还额更是让她六神无主。她就是把手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也不够还。
无论经济上陷入怎样的困境，只要她依然不能行走，就毫无招架之力。每次去区行政厅咨询有没有可以利用的相关服务，她都会听到“把孩子们送进福利机构”的建议。这样的劝说她听过几十次，但每一次她都拒绝了。她认为，就算她身体不能动，需要全方位看护，但她脑子还能思考，也有自己的感情，她也想跟孩子们一起生活；也只有跟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她才能看到希望，就算活着对她来说很累很累，但她会努力活下去。
井川女士接受采访，是为了提出了“有残障的父母也想养育孩子”的诉求，也是为了申明：“接受单身父母的支援，就必须停止申领残障年金”、“要申领残障年金，就会被排除在单身父母支援的名单之外”，这样的政策是不合理的，它会造成极端的贫困，这就是制度在制造阶级差距。她认为，现在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仅只能维持生存，完全不适合需要教育经费的家庭。
在收入只有残障年金的艰难处境之下，她们家里最大的负担就是每月8万日元的房租，一家人1年的收入，有一半都用来付房租了（因为她的主治医生还有孩子们的学校都在这儿，她们没法离开这个街区）。他们一家不接受最低生活保障，所以就没有房租补贴，只能从自己的收入里支出房租，租住一般的租赁住宅。这里地处市中心，8万日元的房租也只能租到一室一厅的小房子，一家人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25平方米的房间，放了两张看护床，放两张看护床是因为井川女士几乎卧床不起，也很难保持清洁，其中一台看护床被弄脏时，她可以挪到另一张床上去。而脏了的那张床，就由护工清理。房间放了两张看护床之后，剩余的狭窄空间就连两个孩子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儿子一直只能睡在衣橱里。这样恶劣的环境，他们一家住了八年。八年间井川一家真的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住所不仅房租贵，在四层且没有电梯，井川女士坐轮椅根本无法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