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探索编辑部》：普通人能探索宇宙吗？(3)

《非洲超人》则更进一步，现代运动教练对历苏身体发生兴趣，想用其方法训练和调教运动员会发生什么，这里本质上已经和气功大师没有区别了。这三部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香港恶搞电影虽然总体艺术成就没有超出原系列，但是反映出香港电影界的某种文化焦虑。与之对应的，不妨来看一部大陆真正的纪录片《天降》。这部纪录片关注了一个和《上帝也疯狂》类似的问题，只不过这一次不是没有危险的玻璃瓶，而是真正的火箭发射残骸，当地人民也不是一无所知的原始部落，而是有一定现代知识但是经济文化都不发达的大陆偏远山区。这时候，问题变得更为现实、具体，也按照现代社会的逻辑进行展开，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火箭发射时是否有预警，是否做好了科普宣传和避险，事后是否依法依规进行了补偿。但即便人们对火箭已经有了一定认知，仍面临一个终极拷问：为什么残骸会掉在甲家而没有砸中乙。
全球化和现代化将包括原始部落在内的所有社会驱赶到了同一个赛道，在这个赛道上竞赛的标准是科学、标准化、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通过在陕甘宁边区积累了科学工作经验，在这场自然科学运动中“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将‘科学’与‘人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事实上，正是大众化‘科学’深远地影响着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中国的‘科学精神’也因此具有了更深的含义。”[1]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延安和解放区在教育和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经验确立为新中国科学发展的基本方法，进而确定了科学为人民服务，为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服务的发展方针。从此，‘理论联系实际’成为中国科技政策中的一个基本问题”[2]。因此党的群众路线在科学领域同样生根发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科学。一方面科学为人民服务彰显着人民当家作主，另一方面群众科学的本质意味着知识分子仍是统战的对象而非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在建国早期科学的发展伴随着知识分子政策起起伏伏。
等到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政治生活也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科学的春天”到了。
这个春天是属于陈景润这样的大科学家的，今天很多人将民科的出现归结于对陈景润的宣传，其实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早期，正是群众科学的提法不再流行，而与国际接轨的专家——科学共同体出现的时候。科幻作为一种展现科学的类型文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科学状态，已有研究[3]指出这一时期（1978-1983）科幻作品中，对民科的态度也同步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叶永烈《不翼而飞》、王晓达《捕风捉影》等作品中，继续讴歌了人民群众从事科学研究的坚韧不拔，面对科学权威抗争到底，但很快随着专利制度等一系列市场化行为的开始，民科和科学共同体逐渐被塑造成了对立的两面，成为了新的叙事典型，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