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法的温度｜现代破产法为什么强调“第二次机会”？

近五十年来，世界各国的破产法都进入一个十分强调“第二次机会”的时代。回顾这段历史，重整的全面普及、细化和深入，无疑是其中的主旋律。细言之，从重整的预重整、从上市公司重整到中小企业重整、从个体重整到集团重整……重整制度可以说花样百出，不一而足。
现行美国破产法，无疑是“第二次机会”的代表。1978年《美国破产法》在既往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升级第11章重整程序。即便在个人破产法领域，2005年《破产滥用防止及消费者保护法案》的通过，也让原本以破产清算和免责为本位的个人破产法，颇具有争议性地进入重整的时代。
在现代破产法中，“第二次机会”理念风靡全球。2019年欧盟通过的《预防性重组指令（第2019/1023号）》，其序言第1条、第4条中，均提到了“第二次机会”。该指令序言第1条宣布立法宗旨，即在不影响职工基本权利和自由前提下，该指令旨在移除成员国法差异导致的障碍，以便确保：
（1）陷入财务困境但有拯救价值的企业和企业家，都能够通过成员国的预防性重组框架来保持继续经营；
（2）诚实但支付不能（insolvency）或者过度负债（over-indebted）的企业家，能够在合理时间后，从对债务的全面免除中受益，并因此获得“第二次机会”；
（3）改进涉及重组、破产和债务免除的既有程序，尤其注重缩短其期限。该指令序言第4条确认了一个事实，即在给予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家“第二次机会”方面，不管是在免责考察期的长度还是免责条件方面，欧盟各成员国差别确实太大。
在欧美社会之外，大量发展中国家也在以重整制度为圭臬，全面革新各国的破产法。与此同时，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破产法趋同方面的努力，让“第二次机会”理念接近成为全球性标准。过去十多年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也以重整为核心设计“办理破产”指标，也为全球范围内各个经济体围绕重整展开互“卷”提供了重要动力。
那么问题是，现代破产法为什么特别强调“第二次机会”？
最近拜读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的《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可能为这个问题找到部分答案。
弗里德曼是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在比较法与法律文化学研究领域享有世界级的声誉。这本《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是其代表性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