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塔之光》亮相柏林电影节，张律导演终于拍了北京(3)

《漫长的告白》剧照
我这次去日本放《漫长的告白》（国际版片名叫《柳川》），他们把这个片子和《福冈》《咏鹅》放在一起，叫作“福冈三部曲”。在做映后交流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在福冈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你电影里的那些空间我都去过，但很奇怪的是，你拍出来的好像都是我们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东西。”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外来者和本地人不太一样的那个视角。
还有一个是，我对北京的回忆堆积在八九十年代，那段回忆是为我印象中的北京定调了的。在1967年或是68年，我还很小的时候第一次来北京，然后小学中学期间陆陆续续也来，到了八九十年代，我就基本泡在北京了，也不工作，就这样泡着。我那时候觉得北京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但是等生活了很长时间，经历了离开，又回来之后，我发现“整体”在瓦解，倒不是说是分崩离析了，更多是形状在发生改变。

《白塔之光》剧照
我很早之前就想拍北京，但那时候我对我要表达的东西没有把握，甚至这次拍《白塔之光》我也不一定是有把握的。只是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在白塔寺、西什库那一带玩，我对那边比较熟。在拍《柳川》之前，我和一个朋友去白塔寺旁边的咖啡厅——也就是辛柏青和黄尧在天台上聊天那段的取景地——那时候我发现我对白塔的印象和过去有些变化了。北京的建筑和街道基本是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空间的秩序很笃定。但白塔脱离了方正的规则，它是圆的且向上高耸，再有就是白塔在颜色上的突围，灰色是北京的基本颜色，期间夹杂着讲究的朱红色，体现权力结构的差异。在一片沉稳笃定的灰、朱之间，突然遭遇一团突兀的白，你的情感不可能不受到一些影响，甚至在郁闷的时候看它一眼，一丝慰藉油然而生。去得多了，白塔在早中晚的差别、季节中的差别、雨雪晴天的差别，我都非常了解，所以我第一次拍北京，就会选西城区的这一块。
在那个空间里，我内心中敏感的东西会有落脚点。
拍完《柳川》之后，我回到韩国教了一个学期的书，2020年9月中旬我就回来了，在广州的酒店集中隔离。广州我去过两次，但都是浮皮潦草的，不过我知道广州是非常活泼的，只是我被关在酒店里出不去，所以“虽然是广州，但又不是广州”。那段时间我突然想起了在西四吃的华天延吉冷面，虽然“吃”是物质上的，但“想吃”又有一些精神上的意味，我就发现我的情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我“想吃冷面”的这个想法太俗气，我想方设法把它压下去，于是一下子又想起白塔，想用白塔的记忆覆盖掉对冷面的欲望，就这么接着，反正出不去也没事干，我就在关起来的14天里写了《白塔之光》的剧本，它汇集了我年轻时候所处的那些空间对我的影响、多年来下意识里对拍摄北京的渴求、自己被“关闭”起来的现状，以及对西四延吉冷面的食欲，就这样乱七八糟地把要拍的东西差不多决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