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母亲决定自杀｜“活过这一刻，我永远还能在下一刻结束自己的生命”(2)

自杀

节选自安德鲁·所罗门《正午之魔》我们全家在母亲得卵巢癌很久之前就开始讨论安乐死的话题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就都签了生前遗嘱，并且在纯理论层面上讨论过，在荷兰，安乐死的合法已广为人知，而它在美国仍不合法，这是多么不开化的政策。母亲常说：“我憎恨疼痛。如果有一天我只剩下疼痛了，希望你们中有谁可以给我一枪。”我们都大笑着同意。我们都憎恨疼痛，都觉得静静死去是最好的死法：年迈苍苍时在家里睡着去世。那时我年轻乐观，觉得我们都会在遥远的未来以这种方式死去。
1989年8月，母亲被诊断出卵巢癌。住院的第一周，她就宣布要自杀。我们都尽力不去理会她这个宣告，她也没有特别坚持。那时她说的并不是考虑用这套方案来终结症状——她几乎还没有任何症状——而更像是对即将到来的遭遇表达某种怒火，对即将失去自己的生命控制力表达深深的恐惧。之后她谈起自杀，就像个情场失意的人谈起它；比起痛苦缓慢的康复过程，自杀可是快速便捷的选项。她好像是想用这种方式报复这个世界的怠慢：如果生活无法再像从前那样精致，毋宁全盘舍弃。
在母亲经历起一轮化疗的折磨时，这个话题暂时搁置。10个月后，她接受了一次探查手术评估化疗的效果，我们发现治疗方案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效，医生于是开了第二轮化疗。手术后，母亲犹疑了很久，似是在阻止意识化为愤怒。当她终于又开始讲话时，愤怒像洪水一样喷涌出来。这次她说起要自杀，就是一种威胁了。我们的抗议都被劈头盖脸甩了回来。“我已经死了，”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说，“我这儿还剩什么让你们爱呢？”或者她会命令道：“你们如果爱我，就会帮助我从这样的惨况中解脱出来。”无论她对化疗有过怎样微弱的信念，那信念皆已荡然无存。她就那么躺着，仿佛如果有人给她那些“药片”，她就可以接受另一轮惩罚式的治疗，这样，只要她准备好了，任何时候就都可以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