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跨越三个世纪的情缘——记一个加拿大家族的百年中国情(7)

义和团风潮平息后，1905年，启尔德从加拿大基督教会争取到部分捐款，又得到四川官府资助的1500多两黄金用以建立一座新医院。1906年，基督教会派伊万医生（Dr. Ewan）负责这所大型新医院的建立。1913年，一座拥有120张病床、堪称当时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设有普通病房、特殊病房以及面向经济条件较好、愿意支付相应费用的中国人的私人病房的四层西医大楼正式开业，取名“四川省红十字会福音医院”，后定名为“仁济医院”，因仅收治男患者，又称“仁济男医院”。新医院设有诊室、候诊室、会诊室和药剂室等，此外还有更衣室、手术室、麻醉室、消毒室等，设备非常完善，并开设了内科、外科和花柳科等专业科室。
1914年，启尔德又在仁济医院开办男护士学校，招收中国学生30余人。他在管理医院的同时也担任医师、药剂师、护士长、传教士和教师的工作。
1912年，由启希贤主持建立的妇女儿童医院迁入在惜字宫南街新建的大楼，定名为“仁济女医院”。1915年，医院附设一所女护士学校。至民国初期，医院已有病床52张，开展新法接生及一般妇、产、儿科疾病诊治工作。1940年，“仁济女医院”因失火被烧毁，后并入“仁济男医院”。这两家医院都采取以盈补亏的经营办法，对富人收取高额费用，对穷人则减免其医药费用。同时，医院还担负华西医科学生的临床教学功能。1892年11月3日在四圣祠街开张的小小诊所，亦成为今日华西医院的起源。
传播文明铲除陋习
启尔德和启希贤初到成都时，成都人缺医少药、近乎残酷的生活现状令他们极为震惊：当地人勤劳但十分贫穷；他们具有创造力但却没有文化，充满迷信和无知；他们缺乏卫生保健的基本知识，根本不懂个人和家庭保持卫生的重要性，而这些都与疾病的产生息息相关；他们知道传染病，但不知如何隔离传染病。对于天花、霍乱、麻风、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等传染病带来的令人恐怖的灾难性后果束手无策。还有遍布大街小巷的鸦片烟馆以及极其残忍愚昧的缠足陋习……谁都无法知道中国人的死亡率是多少。作为救死扶伤的医学传教士，启尔德夫妇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所肩负的重大使命和责任。他在《治病救人（Heal the Sick）》一书中，花了许多篇幅讲述鸦片和缠足的危害。启尔德亲眼目睹了瘾君子毒瘾发作时那种种令人作呕的痛苦惨状和鸦片给普通家庭带来的灾难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
面对那些萎靡不振、面色苍白憔悴、双手发抖、涕泪横流、肮脏邋遢、人不人鬼不鬼的瘾君子，启尔德既痛心又愤怒。他和医学传教士们极力推动反鸦片运动并在医院开设了戒烟科目，收治那些希望戒掉鸦片的烟民到医院戒毒瘾，帮助他们树立信心重归正常人的生活。同时教育传教士在禁烟工作中，不但教导学生们反鸦片，还拒绝任何一个抽鸦片的学生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