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跨越三个世纪的情缘——记一个加拿大家族的百年中国情(9)

到了20世纪10年代，特别是进入民国之后，在中外人士共同努力下，反缠足运动普及到了平常百姓家。1912年，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残害中国女性身心千余年的缠足陋习终于被废除。
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1907年，启希贤带孩子们回加拿大接受正规教育，启尔德独自一人留在成都工作。1909年5月13日，启尔德离开成都回到加拿大与家人团聚。这是他到中国后的第二次回国休假。
这是1909年4月启尔德从成都写给启希贤的信。信里详细叙述了成都传教团里所发生事情和工作等，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想尽早回到启希贤和孩子们身边的迫切愿望。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他幽默地写道：“如果女皇号(邮轮名)走得太慢，我就出去推着船走。”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位伟大、坚强的男人作为丈夫和父亲有责任、有担当、温情、有血有肉的另一面。
启尔德利用这次休假的时间，总结了在四川近18年行医的经验并写作了《治病救人》一书。1910年，该书在加拿大出版。在书中，启尔德讲述了他多年在成都行医传教的真实经历以及所遇到的挑战，详细介绍了他观察、接触到的清末成都人的生活方式、成都的社会习俗、常见疾病、中医中药，以及他怎样用西医给成都人治病等等。他同时在书中呼吁：“传教中医疗工作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恰当的‘用行动表示爱’的方式。它是能够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爱的最高形式。……教会医院是教堂的补充。”时任海外宣教秘书长T.E.E.肖尔牧师（Rev. T. E. E. Shore）在序言中写道：“当时加拿大国内的非专业传教运动、青年传教运动开始兴起，传教士之间亟需合作精神。此外，中国人对西方科技和宗教信仰的好奇也逐日增强。在这个时候，启尔德这本书的出版显得非常及时。
在我所熟悉的传教士中，没有人能够胜任启尔德的医学传教工作。他的书对那些立志于传教的人以及所有那些传教士的朋友的人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1910年在加拿大出版的《治病救人》，为了感谢时任总督锡良对教会工作的支持，启尔德特地将锡良的照片放在书的封面，并在内页的照片下称赞其为“杰出的总督”。
启尔德也是中国红十字会在四川的组织者之一，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他参与了救治伤病员的工作。一位美以美会的牧师詹姆斯·雅德（James M. Yard）这样描写当年的启尔德：“士兵们遭受的痛苦让启尔德博士大为感触，这些伤病员往往得不到急救。通过新建立的中国红十字会，启尔德博士与士兵相处了数月。那时候食物紧缺，又正值雨季，他常常赤足穿着草鞋走在泥泞的战场上。人们都知道他的故事。这位伟大的医生放弃舒适的设施完善的医院，却来为普通的士兵服务（那时候在中国，士兵是不受尊重的）。中国人说他是个圣人，他们从未见过有如此仁爱之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