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潭往事：原本山川，极命草木(6)

吴征镒三年助教期满，考入北大研究院，成为了张景钺的硕士研究生。
1939年，西南联大生物系也不再有经费支持野外考察。到1941年初，物价飞涨，生活艰难。吴韫珍患有严重胃病，手术后伤口崩裂，转成腹膜炎。吴征镒一直侍奉在旁，但战争期间抗菌素短缺，吴韫珍的生命还是没能挽救过来，去世时年仅44岁。吴韫珍之死对吴征镒打击很大，动摇了他科学救国的信念，他开始真正转向革命阵营。
西南联大期间，清华大学因有一笔庚款基金，还另设了一套清华大学研究所，其中金属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以及农业研究所的植物病理组和植物生理组设在大普吉。
大普吉距昆明七八公里，彝语意为“岔路口有庙的地方”。植物生理研究组主任汤佩松与殷宏章、娄成后同住在研究室的四合院内，北面是实验室，实验室中间是一个陈设雅致、装有壁炉的图书室。每周几乎固定有一个下午，要在图书室中召开全室参加的学术讨论会或工作进展报告会，有时也请附近学者一起参加。
同时，图书室也是大普吉三个研究所工作人员的社交场所。有时在这里开唱片音乐会，有时在尘土飞扬的四合院中开舞会。研究所外的篮球场每天下午必有喊声震天的比赛，每周六晚还有雷打不动的桥牌聚会。
那期间，中国植物学形成了两个中心：黑龙潭和大普吉。因为经费充足、人才济济，大普吉一度比黑龙潭更为兴旺，但大普吉一开始就是临时性质，而黑龙潭则坚持了下来。
抗战后期，农林植物所财政每况愈下，日益失去资金来源。一部分职工去学校教书，一部分在蔡希陶带动下种植烟草、繁育良种，开办农场，种花、种菜出售。
抗战胜利后，众多机构均在整备复员，农林所则继续留守。那时农林所仅有土地10亩，平房252平方米，职工20多人，没有固定经费。
内战爆发后，来自静生所的经费彻底中断。1947年秋俞德浚前往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进修，仅副所长蔡希陶主持所务，独撑局面。
蔡希陶将农林所西边的一块荒地辟为农场，栽培土豆、蔬菜等维持生活，还亲手砌起烤烟房，第一次成功引种栽培了美国著名的“大金元”草烟品种。由于生活拮据，他在昆明开了一家鹦鹉店，卖鲜花、盆景、种籽、鹦鹉、云雀、鸽子、兔子、暹罗猫、小狼狗，营业收入可资助研究所少数员工。到最后，研究所只剩下八人，勉强度日。
云南大学农学院老师、树木学家徐永椿去黑龙潭看蔡希陶，见他在茶花园种满了红薯和烟草，问他生活如何，他说：“虽然不算好，也还过得去，同事们上下一心，同甘共苦，这就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