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盐”

本文转自：大理日报
□　张旗
“宾川”一名，由宾居—宾居川逐步演化而成。追根溯源，自古及今，“宾”为白语“盐”的读音；白语“居”则为“地”“田”或“井”；而“川”的本义为河流、水道，但凡有河流的地方都会出现平地，故“川”又有引申义为“平地”，“一马平川”即是。据本土白族学者赵应宝先生考证，“宾川”这一命名，其义即为白族语“产盐的坝子”。
我的故乡铁城正是宾川产盐之地。当地现今年纪八九十岁还健在的村民，就有从事过汲卤煮盐这项生产活动的人。当地“大盐地”“小盐地”“盐水箐”和“滤盐缸”等地名，曾作为认证土地方位的标识，写在土地改革、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政府颁发给村民的土地证和承包合同书上。地名是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活动的产物，这些地名传达出的正是宾川产盐历史的信息。
铁城村西南有道山梁叫海簸垭口梁子，不知何年何月，这道山梁被拦腰挖断了，挖开的山垭口就叫海簸垭口，曾是铁城与山外宾居坝子来往的通道之一。小盐地在垭口梁子内，大盐地在垭口梁子外。大盐地原属东营，故宾川民谚云：“宾居石榴上沧鱼，东营土盐干甸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铁城水库建成后，大盐地划归铁城。
铁城开凿盐井汲卤煮盐的历史始于何年代，并没有文字记载，老辈人也说不清楚。我八九岁时，听父亲说过，在小盐地附近盐水箐门口的刺蓬草丛中，曾挖掘出一古石碑，碑文已不可辨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盐都是作为硬通货的状态存在，是朝廷重要的税收来源，一直是被政府垄断经营，兴国富民的战略物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常和祖母去赶蹇官营街，翻过海簸垭口，就从大盐地旁边经过。远远地就能看到盐地里竖着一架架高高的“秤杆”（一种利用杠杆原理的机械装置）竖在盐井旁，用它从深达15至20米的盐井中汲取盐卤。后来，我在中学的历史课本里看到一幅插图，翻印自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画的就是这种原始的机械装置，名为“桔槔”。古人就是用它汲取井水灌溉田地的。村民用“秤杆”从盐井里汲取出的盐卤，还不能直接用来煮盐，须先把它泼在自家平整出来的一块块盐地里，日晒夜露。大约一周后，盐地表层土里渗出白花花的盐霜，才把它连表层土铲起，放进底层垫着棕片、麻布片的滤盐缸里加水过滤，让盐分溶解于水中。然后在一口锅底铸造得特别厚重的大铁锅（叫头车锅）里熬煮，去掉水分，在锅底结晶成粉状的“土盐”。
这种土法制土盐的生产活动，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立农业社土地集体化才结束。铁城水库建成蓄水后，小盐地在淹没区，淹没在倒映着青山的碧波之下。海簸垭口再一次被挖开，过路的通道挖成了引水渠道。自此，铁城出行往前所、蹇街和宾居，改道走山神庙嘴子，不再从大盐地旁边经过。大盐地也废弃了，盐井填埋了，那些秤杆、滤盐缸、简陋的茅草房和煮盐的灶台自行消亡。人民公社时期，大盐地几经铁城生产队土壤改良，盐地里种豆、种麦，成了良田，还种植经济作物棉花、香叶天竺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