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吾爱敦煌》：一首定义偏差的虚弱暮气的抒情诗(2)

拿爱情说事，编导当然清楚这在敦煌事出有因，可全然没有为观众提前梳理敦煌研究的背景，这对“敦煌人”的概念是标签化的，甚至是凌乱的。不但没有对敦煌人物和敦煌文化的起到弘扬和理解，几乎走向反面，简直要成为片中樊锦诗对某位公司老总的批评那样——对商业化敦煌的控诉。
樊锦诗提到敦煌的“爱情”，不仅是她自己的感悟，从常书鸿先生开始就是双宿双栖。他第二任妻子李承仙也一直在敦煌工作，直到1982年他们调入国家文物局。段文杰先生的爱人龙时英虽然不是一起的研究人员，但她也在当地教书。还有史苇湘和欧阳琳、孙儒僩和李其琼……所以这个提法在“敦煌人”是有相当的渊源，并不算是矫情。
可该片对敦煌文化的维护意义，怎么就反复提及常先生所谓千年老人和后世子孙必须要照顾赡养这么教条式概括？作为一座享誉世界的人文宝库，片中除了大量摄影镜头的浮光掠影式呈现外，几乎就没有什么情节涉及一些具体介绍，比如一句说烂的多元文明交汇，怎么在敦煌呈现的？假如默认观众全都是高知人群，大家对敦煌底蕴早已烂熟于心也就罢了。但私以为，这样过于“诗意”抽象的表达，其实恐怕更接近对敦煌传播的草率处理。多做一些耐心的强调和介绍，相信并不是对电影一种过分的要求。
就像影片开始的樊锦诗是什么背景下到敦煌？单纯是从北大毕业，服从工作安排那么简单吗？又或者因为樊锦诗论籍贯是浙江人，而常书鸿是出于“乡情”特意拉樊锦诗要加以栽培？事实上50年代末，日本举行了第一次敦煌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展，常书鸿、李承仙等代表中国敦煌研究所前往参加，中日双方当然都把一些成果进行交流，我们傻眼了，正所谓过去流传的一句老话，敦煌是在中国，但敦煌研究在世界。

为此，常先生才希望大力推动敦煌研究。可当时是没有人才吗？段文杰、史苇湘等那一批人当然全都在，可从50年代末开始，几乎陆续都卷入了大大小小的风波，四散于周边农村下放劳动。假如了解一下酒泉附近有一处大名鼎鼎的某某沟，应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