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吾爱敦煌》：一首定义偏差的虚弱暮气的抒情诗(3)

再如对当年原子弹研究的背景有所了解，50年代后期一度中苏联合专家团队对敦煌附近的大漠戈壁有过青睐，险些把那里作为基地！有些往事不能表现，固然理解，但这样复杂的背景，确实就是常先生会希望有像樊锦诗这样的年轻人来敦煌的原因，同时也是怎么重新把敦煌的保护和研究提上日程的历史转折点。
单纯认为常书鸿、段文杰等那批人从40年代就投身敦煌，到60年代初少说已经二十来年，敦煌为何感觉还是什么都没有，到底做了些什么？所谓历来赞许的老一代学者精神，他们究竟在图什么、争什么，没有一个背景轮廓，完全就成为空泛的口号；他们当然不是概念性的老一辈人吃苦耐劳，当时的敦煌并没有想象中的“重视”，这一点还可以对比命运类似——更加虚无飘渺、被质疑过有啥意思的西夏文物。
所以50年代的大量工作只是基础性修补和加固安全措施，也就是影片一度提到的“修洞子”。经过日本展览后，常书鸿感到着急了，因为我们的研究大大落伍了，因此想要加快推进研究工作！
影片的呈现，樊锦诗如何到敦煌参加工作的完全突兀，具体怎么在展开工作的也没有涉及，就连当时怎么修补修复洞窟的，同样都没有表现……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说她在敦煌从事保护和研究工作，感觉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了。
影片是由樊锦诗的旁白在一通通地抒发感慨，完全偏离了想要表现的樊锦诗是作为“敦煌人”——后来她的名言是“敦煌的女儿”，这多少就是与众不同。这个不同完全是因为敦煌本身的与众不同，除了有厚重底蕴，它需要保护者、研究者快速的壮大，这样的文化传承与弘扬有一种紧迫使命感！
当然不是说樊锦诗不该呈现母亲妻子的一面，可单纯的刻意呈现不仅是不尊重人物，也没有尊重历史。因为樊锦诗绝不是表面上的“工作忙”！敦煌工作者的特殊性，她到底那时候在“忙什么”，电影没有表现出来。这样牵强地刻画她没有把母亲妻子的身份尽责，如何具有说服力？

从中间起，樊锦诗摇身一变成了敦煌研究院的负责人。就像前面提到过樊锦诗批评过度商业化开发，敦煌为何会引起一股探讨商业化的风波？今天来看好像是理所当然的现象，可在历史的角度却是很微妙的，恐怕真相并不那么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