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电影《早春二月》：彷徨、延宕和迷离

作者：金涛
每一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老片总重放光芒。今年恰逢孙道临百年诞辰，他的6部电影构成了“向大师致敬”的经典单元，开票伊始，即告满席。笔者看到，连孙道临的女儿都在影评人的微信群中苦苦求票，这部片子的名字叫《早春二月》。
《早春二月》足以载入华语电影史。时隔58年，旧片重温，依然能触摸到早春气息，它像一叶轻舟徜徉在江南水乡的宁静和隽美之中，无论是编、导和演，还是音、画和服，都体现了第三代导演对中国电影民族化美学风格的理解，抒情和叙事相融合，文学和电影相辉映，交织出一种“清奇之美”，令人回味至今。应了今年上海高考作文题，世间一切事物的价值，终需经过时间之“沉淀”。
人的彷徨
《早春二月》的意义源自文本。柔石原著小说《二月》塑造的主人公萧涧秋，人如其名，小说中描写他是“喜欢长阴的秋云里飘落底黄叶的一个人”。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时代底色：幻灭和沉沦。大革命陷入低潮，知识分子寻找救世之路，新旧社会转换时期，小镇青年探求心灵归宿，在当时兴起的“左翼”文学作品中，这是一种普遍的关注。文学的胚胎是阴郁的，在谢铁骊导演的电影中，增添了“觉醒”的亮色，结尾处理把萧涧秋从芙蓉镇的“逃跑”，改成了主动“出走”，重新投入“时代的洪流”中去。
对于这个“洪流”，影片没有明确的指涉，这也为日后争议埋下了伏笔。但不管怎么说，从文本意义上讲，《早春二月》的改编是成功的。从夏衍为影片的取名，用“早春”来修饰“二月”就能窥见电影对文学的改良，用心良苦。无疑，电影是具有开创性的。首先，题材上，打破了当时电影中“工农兵”占主角的格局。新中国电影创建时期，共生产了769部电影，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仅仅13部。《早春二月》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其次，人物上，塑造了知识分子的“彷徨”典型。电影对知识分子的刻画入木三分，以萧涧秋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低首于悲天悯人；以钱、方先生为代表的精致主义，高扬着急功近利。人物刻画的重点不是苦闷，而是徘徊。再次，价值观上，碰触了个人主义的礁石。影片塑造的女教师陶岚，是“五四”后新青年的代表，也是新女性的化身，她在片中大胆告白“我就是只顾自己的个人主义”。
在当时的电影语境中，这样响亮的女性宣言，无异于春雷和闪电。
衡量经典的价值，往往在于它的多义性。半个多世纪以来，《早春二月》被人们反复解读，作为“左翼”文学的代表，同柔石的另一部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相比，《二月》没有囿于阶段斗争视角来揭示社会问题，意蕴却更加开阔，整个故事找不出一个确实的大反角，却有着深刻的悲剧性。萧涧秋的出走，通常被解释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觉醒却找不到出路的迷惘，他同时作为启蒙者和拯救者，背负了五四运动后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命题，在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夹击下，艰难抉择。萧涧秋的复杂，在于其是一个困在时代变革、现实矛盾和伦理冲突中的人。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中，他是游离者，却有着救国的信仰；在觉醒年代的新青年中，他是边缘人，却有着济世的情怀；在传统世俗的小城镇中，他是异乡客，却有着牺牲的品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矛盾和纠结，集中投射在一个人物身上，正如作者柔石所言，昭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症候无意识的众生成为荒谬，有自觉的人都生活在“痛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