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觉的历史︱君往何处：马克思徘徊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2)

幸福的烦恼，不可能持续多久。一件小事对马克思夫妇作了必要提醒，安德森街4号的房租是每月6英镑。双重因素让提醒成了通牒，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固定收入，另一方面燕妮母亲的资助是杯水车薪。摊牌的日子很快到来，亨利出生五个月后，1850年4月初某一天，由于租客拖欠房租，房东下达了逐客令。两位法警现场监督，他们查封了租客的所有财产，从床铺衣物到玩具摇蓝。安德森街4号门口聚拢了数百人，观摩逼迁的盛况，切尔西区所有的闲汉似乎都出动了。
呵呵，有点夸张，切尔西区的闲汉并未倾巢而出。离开安德森街街，沿着国王路往富勒姆区方向走不到500米，临街一幢有着哥特式尖顶的公寓里，76岁的闲汉克莱门斯·梅特涅，能在客厅壁炉旁一坐就是一下午。老人家是一位合格的寓公、不甘心的下野政客，深居简出又消息灵通。他的日常消遣是大声痛斥政敌科罗夫拉特的不仁不义，他的老伙计、滑铁卢战役的赢家威灵顿公爵是忠实听众。

梅特涅画像作为旧欧洲保守势力的头号代表，梅特涅也是《共产党宣言》里第一个指名道姓提到的人。这本小册子公开出版的同一年，1848年欧洲革命的狂涛骇浪，将梅特涅掀出了原有的航道。1848年3月，奥地利帝都维也纳爆发反梅特涅示威，大势已去的梅特涅仓皇出逃，护照上的名字是弗里德里希·迈耶尔，来自格拉茨的批发商。算起来，梅特涅要比马克思早16个月到伦敦。但他们身份相同，都是流亡者。马克思一家租住于安德森街4号期间，从1849年10月到次年4月——差不多半年时间里，梅特涅和他伟大的批判者，居所相距500米左右。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未见两人街头邂逅的记载。怎么说呢，梅特涅深居简出，马克思则忙着自己的事：重组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资助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其他流亡者。都是开销大的事，马克思却囊中羞涩。
两难命题的答案，马克思得另觅安生之处。该去哪儿？
安德森街往东北方向四五公里，伦敦索荷区，一座露天的民族博物馆。法国大革命甚至更早的年代起，欧洲各国流亡者，意大利人、法国人、瑞士人、匈牙利人、波兰人、俄国人、德国人纷涌而至，在这个小街僻巷密布的区域落脚。索荷的私人住宅，往往会被改建为更狭窄的空间，以收容更多的租客。餐饮、典当以及皮肉生意是此地的支柱产业，与之相伴，街面显得拥挤、嘈杂、肮脏不堪。或许在流亡者眼中，这多少带有点故乡的情调。1850年5月，马克思一家搬到了索荷，流亡者眼中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