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觉的历史︱君往何处：马克思徘徊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3)

同一个时间，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全科医生、英国最早的麻醉师约翰·斯诺，正在索荷各处的下水道口采样。霍乱已经在此收割了一茬新鲜的生命，麻醉师觉得自己有义务将精力转移到传染病上。关于霍乱，斯诺还没摸着门道，他的推测事后看却是英明的，只是当时显得有些匪夷所思。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和南丁格尔女士在内，人们的共识是霍乱是呼吸道传染病，病源是瘴气。斯诺的观点与共识为敌，他认为霍乱不是呼吸道传染病而是消化道传染病，致病介质是水。为此，他在头一年8月，也就是马克思抵达伦敦的那个月，自费出版了论文《论霍乱的传播模式》。在这篇没啥影响、也不甚严谨的论文里，他明确提到了“被污染的水”。斯诺先生已经接近真相了，他需要的是证据，到索荷采样就是为了收集证据。

约翰·斯诺斯诺破解谜团要到四年后，1854年霍乱再一次席卷伦敦的时候。他绘制的霍乱死亡地图上，一个不起眼的点跳了出来。那是索荷区宽街的一处水泵，案发现场之一。犯罪过程大抵如下：居民生活废水通过下水道，排入泰晤士河。由于泰晤士河河堤工程尚未动工，被污染的河水渗入了居民区的水井。水泵将井里的水抽出，送回了居民的嘴里。多么沉重而沉痛的发现。当然，斯诺的流调报告还有若干衍生课题，譬如传染病与居住环境的关系、居住环境与社会阶层的关系，那是文科生的工作了。马克思在索荷的新居位于迪恩街，离宽街水泵有步行五分钟的距离。索荷街上大都是一些乔治式建筑，门面不宽，造型刻板而严肃。好处是每一幢房子底楼都有一间共用的水房，女佣琳蘅不必抛头露面到街上的水泵去取水。真是幸运到家了。马克思在迪恩街共租住过两套房子，先前是64号，而后是28号。
比之广为人知的迪恩街28号，迪恩街64号乏善可陈，面积比储藏室大不了多少，而且马克思一家在此仅居住了八个月，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次子亨利。一周岁生日没过几天，亨利死于脑膜炎引起的痉挛。孩子早夭，几乎是马克思人生悲剧的恒定主题。亨利只是开了个头，此后还会反复上演，都以迪恩街为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