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东西》与女性成长的贫乏想象(2)

影片中，贝拉的“父亲”，即为她进行换脑手术的医生是位阉人，这一设定使得这位“父亲”的父爱显得更加纯净，没有专制，甚至支持贝拉私奔。贝拉的第一位情人邓肯，一个好赌、爱暴力、情绪不稳定的大男子主义者，但面对对性毫无羞耻感、完全不受他操控的贝拉，他却深陷其中，面对挫败只能独自哭泣。

《可怜的东西》剧照
影片的高潮出现在一个随时向佣人举枪的“前夫”身上，他外表强硬但内心脆弱。当贝拉勇敢地面对他的枪口，宣布“没有自由，我宁愿死”，这个男人突然软弱下来，最终被贝拉报仇成功。
这样的情节配置使得《可怜的东西》似乎偏离了对女性主义结构性因素分析的本质，仿佛只要女性通过性行为、阅读和旅行（主要通过性行为）达到自我觉醒，不将男性视为重要，她就能无往不胜。
而吊诡的是，贝拉能够通过美食、性爱等在维多利亚时代完成女性成长并且毫发无伤，完全取决于导演给她安排了杀伤力不大的男性配角。如果说贝拉是一个独自走上父权游戏的“笨蛋美女”，导演为了让她生存下来，只能降低了她的游戏难度——那些本会伤害她的，都仅仅是纸老虎。问题在于，未觉醒的维多利亚只能在痛苦的婚姻中选择自杀，而觉醒的贝拉却能反杀丈夫。难道那个时代女性的不幸仅仅由个体是否觉醒决定？

导演降低了女主角在“父权制游戏”的难度
笔者不认同此观点，女性主义始终强调结构性因素对女性的限制和束缚，“个体难以打破结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女性故事中会有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情节 —— 她深知，只有改变性别身份，才能脱离父权结构的重男轻女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