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的「冒犯」史(8)

Lenny Bruce
在单口喜剧的舞台上，是的，你可以说911，可以说强奸笑话，可以拿恐怖分子砍下的头颅作梗，可以调侃【在中东想自杀怎么办？打电话去ISIS的招募处吧】。你可以批判，可以愤世嫉俗，但同样可以没品恶毒，关键的是，你要让这一切“变成喜剧”。
因此，单口喜剧有着极为特殊的场域：在剧院和酒吧里，在这一段特定的时光中，单口喜剧演员被赋予了随心所欲的表达权利。正如单口喜剧中的共识：“最有趣的故事永远是关于人们的缺陷。观众必须做好被冒犯的准备。如果他们想来这寻求温存与安慰，那么钱可能就白花了。”早期，有的演出甚至真的会在门口贴上“玻璃心勿进”。

比尔·博尔2014年的单口专场《你玻璃心我也没辙》（I"m Sorry You Feel That Way）就很应景
但从更深一层来讲，单口喜剧并不单纯意味着“发泄恶意”。它之所以成为一种『语言的艺术』，更在于那一位作者，如何展现，如何对笑料进行加工，如何让这场演出成为一个盛放其个人魅力与思辨的自洽整体。
“要做好的单口喜剧，就注定要把你的观众放在一个不得不针锋相对的处境中。”但同时，“区分好意与恶意的本领 这是喜剧演员的基本活”。喜剧演员和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只有薄薄的一纸之隔，那层隔离名为『讽刺』。
而讽刺，意味着语境。语境，指向创作者整体的把控与理念。这也便是为何，单口喜剧的大师，都深谙如何令冒犯成为艺术：
这种艺术，它利用偏见进行创作，但在讽刺精神中，它并不会是培植偏见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