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展现一个世纪的家国史(7)

杨先生从小对姐姐即有畏惧之心，九十岁一百岁犹然，心下不服也只有嗫嚅式的反抗。结果是，忆旧谈往的文章，特别是涉及家族旧事的，干脆赌气不写了。她们的关系极密切，敏如先生百岁之后她们还常打电话聊天，聊个把小时是常事。2017年敏如先生以101岁高龄去世之后，杨先生时时想念，其子女也时在念中。另一方面，她想写什么说什么时放松了许多，也是真的。 这也是我觉得她与姐姐或杨家成员之间关系有趣的地方。
但即使到现在，在我看来，杨先生对说与不说的尺度拿捏，还是偏紧。这当然与所处的位置有关，她是当事者，作为记述者，我虽不是做壁上观的态度，但比起来怎么着也属局外人。何况一代人与一代人是不一样的，杨先生的经历、个性、受的教育、她的教养，这几项加在一起，又让她格外注意面向外界时的分寸。这里面当然有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只是杨先生对名声的态度，大体是防守型的，——我的意思是说，她对过度的关注总是心存忌惮。她母亲文化程度不高，然在为人处事方面，对她的影响实在不小，她经常提起的母亲语录中，有一条出现频率极高：“人不怕出名，就怕出恶名”。
杨先生对“恶名”的定义，远比大多数人的概念涵盖者范围要大的多。比如回忆家族旧事，因杨家出过很多显赫的人物，她就觉得说多了迹近炫耀；比如和一些名人的接触和交往，说说无妨，写出来就仿佛是借名人以自高，跟傍大款似的；甚至说到中西女校，谈多了它的教会背景，还有那些家境优越的同学，她也觉得会予人不好的感觉。总之读者若有这样的反应，就有出“恶名”的嫌疑，我说杨先生属“防守型”，即在她的洁身自好，宁可不说少说，也要杜绝这方面可能的联想，包括对于讲述动机的揣测。
更多的犹疑关乎她提到的那些人，特别是那些她敬重的师友，几乎是本能的，她希望至少在自己的讲述中，他们可以被置于某种“保护”之下。“保护”意味着避开一些经媒体有意无意的引申发挥，可能对师友形象不利的讲述，尤其是在现今各种标题党、炒作大行其道的情况下，片言只语，都能演绎出天花乱坠的故事，这是杨先生特别忌惮的。
但是他人怎么说，怎么想，做何反应，实在是“防不胜防”的。对此杨先生特别敬爱的哥哥杨宪益先生的态度是，爱怎么说怎么说。这要归于他的名士派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又要部分地归因于他早年在家中近乎独尊的地位，虽然是一母所生，杨先生的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宪益先生的满不在乎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求之于她。我当然希望杨先生打消这方面的顾虑，在我看来，对讲述的真实性负责，一切就尽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