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展现一个世纪的家国史(8)

除了上面的顾忌之外，还有不少聊天时提到的细枝末节，依杨先生的意思，口述实录中没必要出现。我还能记得的一例，是说小时候去看海派京戏，奸情搬上舞台了，还有捉奸时砍人的血腥场面（当然是舞台化的处理，但比起老派的京戏来，“写实”得多也“露骨”得多）。杨先生看了整理稿便划去了，道，这些乌七八糟的，要它做什么？然而这些活色生香的闻见却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于是力劝杨先生手下留情，允许我保留。依我之见，对杨先生而言，口述实录的一大好处，恰在于它方便容纳看似傍逸斜出的零零碎碎。
杨先生写过不少忆旧的散文，凭她场景再现式的记忆，自然不会放过诸多细节，但是这些场景、细节须得伴以鲜明的立场、态度才会被组织到文章中去。“文章合为时而著”是她那辈人的信念，——立场和态度才赋予文章“意义”。杨先生深受新文学传统的影响，注重有感而发，对讲述的人与事，或赞或弹，褒贬分明。所谓“有感而发”，抒情、议论更是在意之处，记述倒在其次。聊天时好些事她觉得好玩极了，因为印象深刻，她对熟人朋友说过多遍的，发为文章，她就期期以为不可，应该就是这缘故。
甚至她的通信也是主情的。她对现在的人不喜写信很是不解，我跟她说，现在有微信，太方便了，她不以为然，认定微信都是说事儿，而过去的人写信重点不是事情，是感情。关于书信与微信差异的判别或者可商，说她那辈人写信都在谈感情，似也有以偏盖全之嫌，但无疑道出了她的态度，即陷在具体的说事儿里，便落了下乘。
口述以其“文体”的特性，必是叙事为主轴的，不仅注定盖过其他，甚至几可与叙事划等号，那么，口述作为“野史”，正可补文章的“正史”之阙。即使所写所述是相同的人与事，出现在文章与口述中，也会有微妙的差别，其不同也许不在于内容的出入，而在角度与口吻上的异趣。两相参看，庶几“全貌”。
文章中的杨先生与口述中的杨先生当然都是“这一个”，只不过在口述中是一个更放松、更家常版的杨先生。
五
于此得强调一下本书不同于大多数口述实录的一个特别之处，即它是“聊天”与“采访”的某种混合，且“聊天”的意味大过“采访”的成份，至少杨先生常常忘掉，除了面对我，她同时也是在面对公众讲述。面对“采访”，不免有意无意的设防，“聊天”则大体上是不设防的，或者说，有时讲着讲着就可能“破防”。在绝对的意义上，不要说面对他人，即使面对自己，我们也不敢声称直言无隐。有时候，面对自我甚至还可能是比面对他人更具挑战性的事，但这是另一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