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展现一个世纪的家国史(9)

所谓“当讲则讲，不当讲则不讲”（何者当讲，何者不当讲）的问题，即使在私聊中也并不全然消失，但与接受采访之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记者”这个身份对于杨先生有时有很强的暗示性，我非记者，忝为“小友”，天然“免疫”，也算是“得天独厚”。她面对的是一个倾听者，而我较少窥探的冲动反而让杨先生无所顾忌，无所不谈。作为一个“他者”，你不大可能有机会知道关于另一个人生活那么多的细节：不夸张地说，无数次有意无意的闲聊之后，我对杨苡先生一生种种，也许比她的家人、好友知道的都要多得多。
当然，这里也就有更多的地方，出现了可不可、应不应向“外人”道的问题。我总是希望杨先生多取消一些“禁令”，杨先生则在“说出去不好”与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之间犹疑。趋向前一种反应的情形多半发生在刚刚读完某个公开发表的部分（书中大部分内容在《读库》《名人传记》《南方人物周刊》刊登或连载过）之时。与读打印稿时相比，杨先生似乎觉得这个更有了“白纸黑字”的意味，不由便有一种下棋时“落子无悔”的慎重。趋向后一种反应则是在情绪渐渐平复之后，这时她会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有什么不能说？！我的做说客就在她的小循环之间间歇性地进行。于是对人戏称，杨先生与我之间陷入了艰苦的“拉锯战”。
我得感谢杨先生的信任：她不止一遍细细看了稿子，甚至不止一遍在上面做了改动，从一些内容的删除到人名、时间的订正，甚至包括语句的修改。但她又交待，你不改也无所谓。唯其如此，我不敢造次，取舍之间小心翼翼，以期不负杨先生授予我的“生杀予夺”之权。
六
这本口述所恃者，首在杨苡先生令人称奇的记忆力。杨先生自己对此也颇得意，常在回想出某个场景某个细节之后，不无自矜地笑问来客：怎么样，我的记忆力还可以吧？
岂止是“可以”？绝大多数人活不到这个岁数，到了这岁数的人，多半已是意识模糊，既或不是嗫嚅不能言，记忆与表达也是障碍重重了。杨先生犹能接受采访，一两小时娓娓不倦，且还有掌控局面之念，——要是有分龄组的达人大赛，我觉得她简直可以以她的记忆力做才艺展示了。除了家族基因之外，不知道这与她的自我操练有没有关系。
2003年杨先生跌了一觉，腿骨骨折，从那时起，她被迫成为一个更纯粹的“脑力劳动者”——因为真的足不出户了。近年卧床更是常态，看书看报看电视，还是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忆念旧人旧事，当然都属于脑力劳动。她对大脑的状态，也就特别看重。好多年过去，杨先生仍不能接受被人全程看护的状态，能自理的事不肯假手他人，独自下地行走也是经常性的，动作还快，不慎跌倒的事于是时有发生，至少我知道的就不下十次。幸而如她自况，现在已是“身轻如燕”，倒下又大多是原地慢动作，结果均无大碍。杨先生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糟了，脑子千万别摔坏了！检测脑子出没出问题的一大标准，就是看记性坏了没有。于是记忆力测试立马开始。某个人名想不起了，心下一沉：得，记性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