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展现一个世纪的家国史(11)

▲余斌与杨苡先生合影
七
前面交待过，杨先生将百岁时，口述实录算是正式启动，到如今不觉间又是三年多过去，眼见得书仍未出版，我则还在盯着她不时地问这问那。杨先生一定在嘀咕：怎么没完没了呢？
说来话长，一言难尽。不过如此磨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本书的设想已然“面目全非”。原先我之所想，或许倒更接近口述史的“本义”也未可知。
口述史自自立门户到今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断被定义的，然“万变不离其宗”，即是其资料性。合着现代学术的方向，强调其“科学”是必然的。这里的“科学”不是假定讲述者的“客观”、“中立”、“无我”，恰恰相反，它已然预设了讲述者记忆的偏差，个体出于各种原因的选择与有意无意的过滤，若说它专业化的一面，那么首先在它的牢守有闻必录，忠实记录的本份，不越雷池一步，——不添油加醋，更不越俎代庖。
“忠实”的极致，就是不加取舍，原封不动地呈现。甚至都不必转化为文字，只以录音、录影的方式存在。法国口述史的主流，据说就是如此。众多的口述存于图书档、档案档一类的机构中，等待有兴趣者以听或看的方式查阅。换言之，口述被视为史料学的一部分，第一手的、最原始的材料，虽然它不是文献。查阅口述有似翻阅档案，尽管它不可能具有档案的靠谱（事实上面对档案材料有时也须“三思”的）。这样的口述其实不是面向普通读者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它的预期读者乃是训练有素的治史者。
我虽从未打算严格按照专业性专门化的要求来做杨先生的口述史，也未尝在意口述史理论，更没有具体地想过要“对标”什么样的口述史，原先一念盖在于史料却是肯定的。但是一旦面对无数段录音开始整理之时，发现有点难于下手。其一，因为交谈的过程更近于聊天而不像访谈，随意而散漫，取“原音重现”式，读者很难得其要领；其二，还是上述原因，杨先生有意无意间默认我是知情者，许多人与事即不再给出背景性的解释，读者读了，会觉突兀，陷入找不到上下文的茫然。
如此想象读者可能的阅读状态，说明我潜意识里已将普通读者设想为口述史的对象。越到后来我越觉得，杨先生口述的内容，单纯当作史料来处理，束之高阁以待查阅，未免可惜。因杨先生所讲述者，固然可以作为史料看，但以一般的标准，未必有多“硬核”。
“硬核”之“硬”，指向的是史料之“实”，人与事的确凿与它的重要性。杨先生出身世家，又见过、接触过不少有名人物，但是她的讲述全然是私人化的，与“史”无涉。比如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曾是民国外交的风云人物，杨先生的记忆里，却是在他家里玩捉迷藏，这位“颜伯父”如何做手势让自己藏到身前的写字台下；蒋介石兼中央大学校长，怎么说也是件大事，杨先生所述，却在他视察女生宿舍时的尴尬；吴宓是联大的名教授，杨先生清楚记得的，却是他登门索书时一脸的怒气；沈从文是大师级的人物，她感念的恩师，她的回忆也不乏他作为师长给自己的教诲，但更清晰的却是他众人面前讲话时破了的棉袄袖子里掉出的棉絮的画面。关于家族旧事，她讲述的重点，也都落在“无关宏旨”处，祖辈煊赫的声势，杨士骧、杨士琦在清末政坛上扮演的角色，父亲在北洋时代政商两界的长袖善舞，她不感兴趣也不大闹得清，念念不忘者，是已然没落的大家庭里，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