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中」杨绛（钱钟书夫人）(7)

在文革期间，“石子”是我们仨相依为命，共同面对命运的惊涛骇浪的精神支柱。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着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
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
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为妈妈做一套睡衣。为爸爸带来一大包他爱吃的夹心糖。
为了接济被冻结存款的父母，懂事的钱媛将除饭钱以外的钱都拿出来，贴补给父母。钱媛心疼父母，而父母同样也以为她的懂事而感到心疼。
隔着半个世纪的时空，这幅情景，我们读来依旧感动至深。一枚枚石子，是我们仨风雨中相互扶持，相依为命的见证。
后来经历过劫难的钱杨夫妇回到北京，避居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宿舍。
在那里，我们仨得到了钱瑗的同学和朋友的热心帮助，钱先生哮喘病也得到治疗。我们仨带着一枚枚石子，迁入清华大学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在这间危险房里，钱先生带病完成了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后，继续写《管锥编》，杨先生继续翻译《堂吉诃德》。
无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钱杨夫妇都不停顿的读书学习，淡泊名利，惟愿清净度日。
在20世纪80年代，钱先生的小说《围城》被导演黄蜀芹改编成电视剧，引起了一股“围城热”。
杨绛先生告诉我们：“我经常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
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我真担心他冲撞人。”
钱杨二人不愿卷入名利场，钱先生力辞清华文学所顾问、社科院副院长等职。
杨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几番推脱不过，才答应出访西班牙。
钱先生与杨先生二人志同道合，三观一致。他们常年勤奋工作，甚至大年初二还在忙碌，不愿接受拜年，深怕被人打扰。
一个人时间用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如果他们接受了大家的好意，将有见不完的客人，参加不完的活动，就无法静下心来做学问，那我们看到就不是文化巨人夫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