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中」杨绛（钱钟书夫人）(6)

我们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她见我和钟书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
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我特为她选挑长的故事。一次我买了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
我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我怎么说也没用。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镍币那么大。圆圆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不过她还是个软心肠的小孩子呢。
多年后，她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流浪如何结束等等，她大概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言传身教对孩子有无可替代的影响。
钱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她治学严谨，开创了英语“文体学”；她关怀学生，为人刚正。
逝世后得到许多学生、同事、同学、好友的缅怀。
他们说：“我们不会忘记钱瑗。”
现在很多父母为孩子不喜读书而头疼不已，却不懂得反思自己。如果天下的而父母们都能像钱杨夫妇这样爱读书，孩子怎么可能不好好学习呢！
就这样，在沦陷区上海，我们仨艰难而又温馨地度日。新中国成立前夕，钱杨夫妇带着钱瑗北上，开始清华大学的执教生涯。
钱先生从蓝田师院回到上海时，陈麟瑞邀请他到暨南大学任教。
陈说：“正好，系里都对孙大雨不满，你来就顶了他。”钟书只闻孙大雨之名，并不相识。沦陷区度日艰难，钱先生一听说要辞退别人，马上退让。
钱先生满腹经纶却没有丝毫傲气，有团队精神，听从调度，愿意吃亏。他服从调配，放弃了自己擅长的外国文学而研究选注宋诗，不能回自己的专业工作，尽管心里感到委屈，也愿意接受，而且在这个非专业岗位长期坚持工作，写出了《谈艺录》《宋诗选注》《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管锥编》等著作。
我们仨就这样一起走过了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十年，接下来，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来了。
在这一部分，杨绛先生写得很委婉，我们似乎没感觉到文革对这个家的巨大冲击。
这十年中，我们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磨难。在此期间，支撑我们仨度过艰难岁月的，除了坚定不移的信念，还有我们仨专属的“石子”。
杨绛先生说，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