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中」杨绛（钱钟书夫人）(4)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用“梦幻”的形式描写女儿和丈夫最后的岁月吗？
也许一方面是因为那是作者不愿、不能、不敢去回忆的、让人撕心裂肺的岁月，作者还没能从伤痛中走出来，还无法正视那一段生活，不愿再去重复亲人所受的痛苦和折磨。
另一方面，死亡本来就是虚幻缥缈的东西，是很难用文字把握的东西，用梦幻的形式去描写死亡，更容易揭示死亡的真实面貌。
我们仨共同走过63年的岁月，最后几年，死神逼近，丈夫和女儿躺在医院里。
作者一个人心力憔悴地整日奔走，这一路再也无人陪伴，即使作者已是八十岁的老人，即使外界围绕钱钟书的是非纷扰不断，即使作者要时时面临生死诀别的惶恐。人生路迈向终点前，她始终没有逃过命运的捉作弄，失去了他们。
接下来杨绛先生在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中，一个人重温我们仨一起走过的岁月，以这种方式和家人再聚聚。
1935年7月，25岁的钱钟书和24岁的杨绛相携同赴英国牛津求学。钟书先生刚到牛津便亲吻大地，磕掉大半个门牙。想想那情形，有点滑稽，呆萌的钟书可爱得紧。
钱先生自幼便鲜少生活能力，不会系蝴蝶结、握筷子像小孩那般一把抓、穿鞋分不清左右脚、上街便失去方向感，只认识四种颜色，行事常常拙手笨脚窘态百出，又充满着骄傲的书生气。
杨绛先生生产期间，钱先生一个人过日子，常到产院探望，老是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杨先生回忆到，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把台灯砸了。我都说：“不要紧，我会解决好的。”
每次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看，钟书先生对妻子如此依赖，简直就像儿子依赖母亲。同时钟书先生也是一个非常有童心的人，痴心守护着家人。
杨绛告诉我们：“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
钱钟书对女儿从来摆不出父亲的威严，他比女儿还要顽皮。
有一次，钱瑗大热天露着肚皮熟睡，钱钟书就给她肚皮上画个大脸，被杨绛一顿训斥，不敢再画。每天临睡他还要在女儿被窝里埋置“地雷”，把大大小小的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
等女儿惊叫，他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钱钟书百玩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