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回更多“消失的她”，我们应筑起怎样的防火墙？(3)

无止境的暴力是杜鹃离婚的原因，但这份创伤，似乎仅仅作用于受害人一人。李莹认为，在王大春的视角下，他的行为是被容忍的，社会氛围对这种“家务事”的宽容其实就是对施暴人的变相纵容，最终无力阻止凶残行为的发生。杜鹃并非没有求救，但在“家务事”的社会认知下，杜鹃感受到的危险被弱化甚至无视了。
好在，法院判决书最终认定王大春有严重的家暴史，该案是具有家暴性质的故意杀人案。李莹认为，这份死刑判决把家庭暴力从家庭纠纷的误区中剥离出来，以司法实践的形式，认定了家暴不是家务事，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伤害家人，更不能肆意剥夺他人的生命。
“家暴没有易发人群和特定人群，农妇、高知、高收入女性，都有可能成为家暴受害人。”李莹说着陷入沉思，这是女性整体的困境吗？
如果是，怎样才能构筑起“防火墙”？防治的根源，又在哪里？

△2013年，厄瓜多尔基多，妇女们面画“伤痕”参加纪念“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游行。新华社/法新
构筑家暴“防火墙”
李莹有一头利落的短发，说话语气和缓，熟悉网络与现实中的种种女性话题。在成为执业律师并为女性权益奔走鼓呼的20年里，李莹曾无数次思考过性别暴力议题：家暴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受害的往往是女性？
家暴，像一个黑洞，吸食着受暴者的勇气、意志，甚至生命。有研究显示，受暴女性往往不是在遭受一次家庭暴力后提起诉讼。全国妇联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平均在被虐待35次后才会报警。李莹所接触的受暴女性中最长的已遭受40年家暴。由此，为她们从制度层面构筑防火墙尤为重要。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夏娟对潮新闻记者指出，在现代社会，反家暴非常根本的一项措施是社会的制度建设。她在调研时走访过法院，也拜访过那些专门打离婚或者家庭事务案子的知名律师。她了解到，在一些案例中，事实上确实发生了家暴行为，但是在判处的过程中，却很难把这些事件定义为家暴，因为相关条件的认定非常苛刻，需要举证，但是当事人在被打时往往来不及录像或拍照，因此很难留下有效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