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监管“聚光灯”闪耀高频交易差异收费重击“幌骗”交易

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国九条”），明确要求出台程序化交易监管规定、加强对高频量化交易监管。随后，证监会发布了《证券市场程序化交易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程序化交易规定》）公开征求意见，沪深交易所相继发布细化业务规则和具体措施。
在严监管、体系化规范之下，量化投资行业究竟是“捆住了手脚”，还是迎来了新一轮“良性发展”的新契机？量化私募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新监管要求对量化行业的重要影响将是交易降频，并可能对量化机构以往的部分收益来源和合规要求带来新挑战。不过，从基本面量化、另类数据与因子的挖掘、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新的策略创新等角度来看，行业的“新航道”就在前方。
交易降频是大势所趋
量化不等于高频交易，但高频交易却是国内量化投资机构的重要超额收益来源。近年来我国量化投资行业持续蓬勃发展，其中量化私募机构更是高速崛起，目前已管理了绝大部分的量化投资策略资产。综合第三方机构、渠道机构的监测数据，2019年至2023年，头部量化私募几乎每年实现15%-20%的超额收益率，个别年份超额收益率更达30%左右。在此期间，程序化、模型化的高频交易乃至超高频交易无疑是其中部分量化私募的“关键投资工具”。
知名外资量化私募锐联景淳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轮有关量化投资的相关监管重点体现在对程序化交易进行“针对性的收费”和“差异化的收费”。在当前A股以散户为主的市场投资者结构下，监管部门更多是从交易的公平性、合规性和风险控制的维度，来提出新的交易收费模式等要求。从政策导向来看，以往国内不少量化投资机构在收益获取上更多“单纯依靠量价”，今后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和约束。
锐联集团（锐联景淳母公司）中国地区投研负责人郝康称，今年年初，国内量化投资行业曾经出现机构业绩“集体性翻车”的罕见情况，其中既有对小微盘股“过度风险暴露”，同时风控不足的因素，也同样有“高频交易”的原因。
对于本轮监管新政，不少本土量化私募机构也明确表示，交易降频已是势在必行。
上海富钜投资首席投资官唐弢称：“新规引导量化基金降低交易频率，减少场内高频博弈带来的收益，鼓励更加看重公司基本面长线投资，从行业整体角度看，多数机构在策略线方面应该都会降低交易频率”。
蝶威资产总经理魏铭三表示，对比海外发展经验来看，在当前时间节点下，监管在政策端引导量化资金回归到更关注基本面的策略上，这与该机构早期调研发现“近年来国外对冲基金非常重视基本面因子和另类数据使用”的情况相契合。在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政策导向下，量化机构降频、提高持仓时间将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