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吐有文化的槽，写梁启超的书(6)

不管梁启超多么杰出，未来将怎样声誉卓著，此刻仍是历史的配角，作为狂生康有为的主要助手出场。在彼时的中国学术与权力地图上，他们都是边缘人。但边缘赋予他们特别的勇气，令他们成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这也是历史迷人之处，即使人人都受制于自身环境，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脱颖而出，成为异端与反叛者。倘若你不理解19世纪末的政治与文化转型，不了解一个帝国晚期读书人怎样应考，怎么理解外部知识，听什么戏，朋友间如何通信、宴请，审查之恐惧如何无处不在，你就很难体味这种反叛之价值。
地域特性就像时代氛围一样，给个人打上鲜明的烙印。我在茶坑村散步，品尝了以陈皮制作的各种菜肴，一个夏日午后坐在残留的广州万木草堂一角发呆；在衰落的福州路上想象报馆与青楼林立的昔日繁盛，在夜晚的火宫殿小吃摊上，猜测梁启超刚抵达长沙的心情；或是在北京的法源寺外闲坐，想象他与谭嗣同、夏曾佑热烈的青春……很可惜，在一轮轮的拆毁与重建中，历史现场早已面目全非，你只能依赖想象力，尽管它常不可靠。

许知远
写作不可避免地带着当代意识。在触发这本书产生的旧金山，梁启超也曾在一个世纪前到来。他四处演讲，出席宴请，接见华人领袖，还品尝了一种叫王老吉的饮料。他感受到这里的人“爱乡心甚重”“义侠颇重”，更看到了不洁的街道、林立的宗派、政治能力与现代德行的缺失。他感慨，若把“自由、立宪、共和”的理念和制度引入中国，可能像是夏天的裘皮大衣、冬日的葛布单衣——“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如果不能塑造出一种“新民”、一套新的价值观，任何变革都是无效的。一个世纪过去了，华人后代中有一位成了市长，另一位买下了曾鼓吹排华的《旧金山纪事报》，这座城市开始热烈期待引入中国投资人……但走在此刻的唐人街，你会感到梁启超的一些忧虑与困惑仍顽强地存在着，能激起回响，已经获得富强的中国也在探寻某种内在与外在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