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队长，和被他性侵的老妇人(13)

原本，他是以受害人的代理人身份参与到性侵的刑事案件中去，但育天公司的行为促使他调转矛头，开始追究用人单位的民事责任。“这是职场性骚扰。作为单位来讲，你没有预防，没有保护，反而在这个事情发生后还助长风气，迫害当事人。我追究的是这个责任。”
法律规定了这方面的责任。《民法典》第1010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2020 年妇女节，湖南省正式施行了《湖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进一步维护职场女性的合法权益。
但是对朱丹和陈淑芬一家人来说，目前最困难的地方是，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单位应尽的预防和保护责任做出一些细化的、详细的规定，只是强调它应该有这方面的措施。“到了一个空白地带，漏洞说不上来，但是至少是空白。”朱丹回答。
随着律师和媒体的介入，育天公司内部的氛围越来越紧张，一开始由良知驱使着接受采访的知情者们，挨个切断了和记者的联系。4月召开紧急会议时，所有参会的员工都被没收了手机。只有几个好心的同事，在会议结束后给刘芸打来电话，告知她，黄长说她母亲前两次是自愿的。
谣言是一条人为制造出来的污浊河流，灌进了陈淑芬和刘芸的生活。身为女儿的刘芸出离愤怒，少见地骂脏话，说如果见到黄长，就想过去扇死他。她焦虑地接听和拨打电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着话筒大声地说：“我跟你讲，任何人侮辱我可以，不要说我的父母。你连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上来一顿喷粪，你这什么意思？”
在连轴转的接受采访和取证过程中，刘芸时常顾不上吃饭，会因低血糖而发生晕眩。哥哥姐姐试图劝她，也要保护好自己，别把自己也搭进去。但她固执地咬着一条条线索前进，要去坐实于免犯罪过程中的蓄谋和恶意，取得新发现的时候，她会整夜无法入眠。有一次坐车，因为没有规律吃饭和长期的疲惫，她在下车后背过身去，扶着一棵树呕吐。
她问自己，如果不让父母来到长沙生活，是不是妈妈就能从悲剧中得以幸免？
4月15日傍晚，我们见到了陈淑芬，为避开人流，采访在乡间的小路边开启。行道上爬满尘土和野草，她脱下外套铺在地上，想让别人坐得干净些，而她自己则是无所谓。她一直都把自己放在最后面，用扁担挑着麻，和丈夫一起，把哪怕是最小的女儿也送上了大学。
她矮小，有些佝偻，脸上长有皱纹，从事保安工作，几乎是一个“完美受害人”。剥去了常见性侵新闻里被重点讨论的“年轻”“性感”这些外置条件，发生在陈淑芬身上的一切显示，性侵的本质是暴力，是强者对弱者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