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都邑遗址上，他们不断破解着“最早中国”的文明密码(3)

按照考古专家和天文学家的初步结论，该观象台建造于公元前21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比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天象崇拜遗迹还要早近5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在何努看来，在体现农本、民本的同时，观象台也是王权科学软实力的一部分。
此外，陶寺都城遗址王族墓地出土的圭尺和圭表，组成了世界最早的天文测量仪器圭表系统，不仅可与陶寺观象台相辅相成地制定历法，更重要的功能为通过测量夏至日晷影判定“地中”。陶寺圭尺第11刻度长度为40厘米，合陶寺1.6尺，是四千年前晋南地区的地中标准刻度。这个地中刻度的存在，表明最初“中国”的概念的诞生——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所变化，然而不变的基因是对地中、中土以及‘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观念认同。因此，判断最早中国的标准，应当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观念的出现。”
何努认为，以地中概念为核心的“中国”概念，被夏商周三代继承与固化，并成为夏商周三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国家认同”，标志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核心主干，在中原地区最终形成，瓜瓞绵绵，不断发展迭代，以致今日之中国。
考古学上的国家概念判断的核心为都城，都城应有城墙、宫殿区（宫城）、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天坛、观象台、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作坊区，同时还应该有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国库）和普通居民区这些指标。“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他说。
“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认为，只有陶寺是有物证来证明陶寺就是最早‘中国’。”何努说。
“开山之功，功不可没”
“君处庙堂之高，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远，一贫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权者易手。城址扩大数倍，社会更趋繁盛。官营的手工作坊里，工匠们从事重要石器工业和制陶生产，最初的文字被用于国家管理，表现为官职的标志。”
“文明持续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
考古学的作用更像是开启关于人类过去的另一幅历史画卷，它同历史文献是相互辉映的，同时这幅画卷也更加丰富和立体。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的人物对话。”在何努看来，这样的快乐很少有人能够体会。
据先秦文献记载，当时的“天下”，是指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对此，人们往往以为出处不清，不足采信。何努通过陶寺遗址的圭表实验推测，推断该套地广数据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中表的四表之间的实测直线距离。尧舜举全国之力，派出羲叔、羲仲、和叔、和仲完成了这项天文大地测量，理想化的国家政治版图正是由圭尺“中”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