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216期：中国为何能成为和平的中流砥柱？(6)

此外，你客观地看世界历史，中国和欧洲或者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差别就是宗教文化。我们的宗教文化是儒释道互补，我们的宗教包容性比西方的宗教文化要大得多；西方都是一神教的文化，就是只有一个上帝，你不信我这个上帝，你就是异教徒，所以欧洲历史相当程度上就是一部宗教战争的历史。
为什么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背后和这种传统很有关系。当然，虽然我们的宗教文化更加容忍、更加包容，但我们也强调一点，就是宗教不能干预政治，宗教就是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允许宗教政治化。
主持人：您刚刚说到儒释道，明代的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他虽然是儒学大家，我们也把他视作儒家学说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爱好就是去研究佛教和道教，最后把佛教、道教的很多理念融到他的儒学学说当中。这个就印证了您刚才说的，儒释道三家是可以相通的。
范勇鹏：对，我们为什么能让很多宗教变成中国文明的营养，而不是变成冲突的根源，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避免宗教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宗教化。
我们中国古代也有那种非常重神的时期，比如孔子就说商人重神，商朝是非常强调神的，但是到了西周，我们就开始搞人本主义了，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对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从此以后，中国有很多宗教试图控制政治的情况，包括道教、佛教都曾经做过，但是最后都没有能够绑架政治、控制政治，中国维持了大家能够多元共存或互相尊重、然后由一个世俗的政军权力来维持一个共同的政治秩序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
我们今天回头看，其他很多文明没有做到的东西，怎么来解决呢？就是基于现实主义，说白了就是我是这个教、你是那个教，我肯定想征服你，但是现实会让我碰壁的，我消灭不了你，你也消灭不了我，这个时候大家只能坐下来，被迫接受共存。
包括现代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体系，当时就是天主教和欧洲新教徒打得非常惨，死了很多人，最后发现死人太多了，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于是大家不得不坐下来，签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现代国家主权，产生了政治的非宗教化，产生了国际法，产生了战争不杀平民等等一系列的原则，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宗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