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死生“器”约在中国(2)

彼时，器官捐献与移植在澳大利亚已经拥有比较成熟的体系和技术，当地80%的成年人都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多次参加器官移植手术的黄洁夫，立志要将这项技术带回祖国。
改革开放前后，器官移植技术传入中国，给终末期肾病、严重肝硬化等患者带来了再生希望。很快，中国医学界开始了第一轮器官移植尝试，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以肝移植为例，由于当时技术落后、跟国外交流不多，从1977年到1983年，全国共做了58例肝移植手术，但绝大多数手术对象在3个月内相继去世。之后，中国肝移植陷入“十年停顿”。
直至20世纪90年代，包括黄洁夫在内的一批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带来了器官移植新技术、新观念，加之抗排斥药物的临床应用，移植患者生存期明显延长，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才再掀高潮。当时，黄洁夫在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即现在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立的肝脏移植中心，成为全国牵头的五大中心之一。
有一组数据常被媒体引用：1993年，美国肝移植率（每百万人口的肝移植数量）是中国的5340倍，到了2007年这一差距迅速缩小到19.4倍，在此期间中国的年肝移植数量增长了400多倍。到了2008年，中国肾移植累计86800例，肝移植累计14643例，成为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器官移植第二大国。
但是，这种快速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国际影响，并不全是美誉。
据黄洁夫介绍，全球范围内，器官移植进入临床应用阶段后，公民捐献体系随之建立。但由于相关课题在中国起步晚，尚未建立统一透明的公民自愿捐献体系，因此，中国器官移植事业一度在国际上引起争议，让广大移植医生也感觉“很没脸面”。
黄洁夫还记得，自己在担任中山医科大学校长期间，学校曾发生一次严重翻车，起因竟是去取捐献器官的医护人员害怕被别人看见，在匆匆忙忙返程途中不慎出了事故。这次事故导致2名医生去世、1名护士重伤、1名司机残疾，成为大家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没有公开透明、公正伦理的器官捐献体系，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就难以融入国际社会，难以为世界移植科学发展作出应有贡献。长此以往，势必断送我们的器官移植事业。”置身中国器官移植第一线的黄洁夫心急如焚。
2005年7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上，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与45个国家的代表共同讨论器官移植。面对国际同行的提问，黄洁夫坦承：中国器官移植尚缺乏一种符合世界移植界共同认可的医学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