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死生“器”约在中国(3)

“我作为卫生部官员，还是个医生，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就是不能说假话，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黄洁夫说，“承认本身就表明了我们改变的决心和意愿，一旦承认，那么原来准备指责我们的声音反而停下来了。”
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的黄洁夫，迅速成为国内外医学界的“焦点人物”。“开会回来以后，很多跟我要好的同事，都担忧我捅了个马蜂窝，‘乌纱帽’不保。”黄洁夫却表现得比较“淡定”：直面器官移植事业中的缺点和不足，是中国在向世界表明改革的决心，自己是一个医生，即使不做官了，也可以继续努力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
然而，敢于直言的黄洁夫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最高领导的坚决支持。他不仅没有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还被选中成为“挑大梁者”，开启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改革大幕。
死生“器”约完备之路
承认是转变的开始。2006年，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和管理峰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由黄洁夫主持，800多名器官移植界人士参加。大会发表“广州宣言”，明确了“器官移植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伦理学准则”。这次宣言向世界表明决心：中国器官移植要开启自我改革完善之路。
改革从医院开始。也是在2006年，原卫生部印发《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对所有器官移植医院进行技术准入审核，统一标准和管理。自此，全国器官移植医疗机构整顿工作正式启幕。黄洁夫以“连续器官移植20例以上，同时生存率达到95%以上”作为审核“硬杠杠”，将当时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从600多家一下缩减到163家。
黄洁夫回忆说，当时很多人给他打电话，也有很多人去医院找他。可是“铁了心”的黄洁夫，坚决排除了一切干扰，以“铁腕手段”清理移植界的乱象。
2007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同年5月1日施行。至此，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开始实现有法可依，走上了正大光明的法治发展轨道。
改革破局的关键一招，是建立器官捐献体系。“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已趋成熟，但我国不仅缺乏国家统一的器官捐献体系及系统分配流程，有限的供者资源得不到充分合理的利用，还缺乏一种符合世界移植界共同认可的医学伦理的器官来源，这使得我国用于移植的器官质量难以得到保障，也使我国移植界在国际上深受诟病。”2010年7月开始，黄洁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Lancet Transplantation上发表了一系列“结合中国国情推进移植改革”的论文。他认为，扎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遵循医学伦理学的、可持续发展的人体器官来源途径，是我国移植医学面临的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