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在庆：重审“奥本海默事件”｜荐读(12)

深陷政治
“二战”结束后，奥本海默就辞去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他原本想回到伯克利，但这时他与劳伦斯的关系已经有点微妙。他最后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在那里度过了近三年时光。这三年也成为他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本来视“物理学和物理教学为生命”的他，这时“发现好像与他无关了”。
这段时期，他经常应国会的邀请，就原子能问题发表看法。1948年，他应邀担任声名显赫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作为“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成为仅次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家（战争结束后，当奥本海默出现在旧金山时，人们一下子就把他围起来）。他的发言、声明、呼吁、警告和担忧常被报刊引用。他的巨幅照片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
朋友们发现了他的变化。他用亲昵的语言谈到“乔治认为如何如何……”、“乔治考虑怎样怎样……”，原来他指的是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不但如此，他还在报纸上公开谈自己过去的左倾经历。
尽管战后他真心希望能建立对原子弹的国际控制，但这期间，他的态度处于一种模糊地带。他发现，苏联在原子能问题上根本不愿意妥协，与苏联打交道很难。他逐渐地与政府的立场相接近。在某种程度上，他成了“御用科学家”。
早在1946年底，美国政府就成立了以利连撒尔（David Lilienthal）为主席的原子能委员会（AEC），主要职能是负责领导原子能领域内的全部研究、开发以及生产工作。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由九位委员组成的总顾问委员会（General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GAC），其职能是向AEC提供科学和技术上的建议。
由于奥本海默的巨大声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奥本海默被推举为GAC主席（其他八位成员为：I. I.拉比（Isidor I. Rabi）、费米、科南特、巴克利（Oliver Buckley）、杜布里奇（Lee A.DuBridge）、史密斯（Cyril S. Smith）、工业家沃盛顿（Hood Worthington）和罗（Hartley Rowe）。
1949年8月，苏联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美国朝野对此大为震惊。这意味着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已经结束。杜鲁门政府开始寻找新的对策。一方面迅速做出了扩大原子弹生产能力的决定，即通过数量竞争来维持美国的核优势，同时考虑加快氢弹的研制进程。
当AEC主席利连撒尔就此事咨询GAC时，GAC给出了如下意见：“氢弹虽然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研制工作过于复杂，开支过于庞大，这将严重影响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因此，“我们大家都希望想方设法地避免发展这种武器，我们都不愿看到美国率先开展这项行动。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倾注全力从事这种研究工作将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