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进城（深度好文）(2)

乡下虽然没什么工厂，但开始流行造房，从老式土坯房升级为两层砖房。父亲开着二手嘎斯，给十里八乡的村民拉砖、拉建材，生意火爆。我家也跟着风光过一阵，比如，过年走亲戚，别人家一般都是步行，最多骑自行车，我家却是开着汽车前往——由于驾驶室容量有限，我基本只能站在拖斗，一边吹着零下的冷风、吸着鼻涕，一边接受沿路孩子的仰望，得意洋洋。
创业自然伴随风险，尤其在转型时期的乡下。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账期。老百姓没什么钱，往往付了建材、小工钱，运费就只能赊欠。有时候是砖窑厂欠。父亲豪爽，积累了一屁股烂账，款回得拖拖拉拉。老百姓家还好，顶多是拖，十年八年的常见。倒是几个砖窑厂后来倒闭，不少运费，打了水漂。
二是营商环境。此时的乡下个体司机，面临“黑白两道”欺压。当然，当时就是这么个“先上车后补票”的粗放市场环境，父亲车没牌照人没驾照，的确不规范，的确容易被人抓小辫子。
如此，一面是隔三差五被交警、路政抓，一抓一个准，附近几个乡镇还能靠日常关系维护，去了外地就只能碰运气；另一面是车匪路霸多，有些是职业车匪路霸，有些则是乡村小混混，不时拦下来要点小钱，去了外地，则往往是大钱。
加之，当时各种税费很高，两相挤压下，开车看似高收入，实则高风险，非长久之计。
这个现象，不过是当时乡村经济的缩影，种地的农民，也大差不差：公粮、“三提五统”，负担沉重，但粮价始终上不去；另一面是各种农资市场化后价格水涨船高，利润日益微博；本地农民地又少，不堪重负，因此乡村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好在国家适时打开进城之门。90年代初，随着国家陆续放开城乡人口流动限制，去沿海打工，就成为必然出路。

｜90年代，我的父亲母亲在打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