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进城（深度好文）(4)

｜工人组装玩具
只是厂里亲戚都不看好父亲能长期干下去，原因很简单，维修部一共11个人，9个是香港老板的亲戚，还有一个本地人，果然不久后就被排挤。父亲可是个“老司机”，跟“黑白两道”交道多年，社会阅历多，交际能力强，又有技术傍身，倒扎实地干了下去。我妹妹初中毕业后，我们兄妹俩不再需要人照顾，他又把母亲也接了过去打工。
2001年，中国入世，他们玩具厂的生意好了很多，父亲的工资正式破千。此外，他还可以利用工作资源赚点外快，加上我母亲的工资，我家一个月的收入，可以买当地一平米的房子——彼时，宝安还是深圳郊区，房价2000元，我父母的收入，相当于当地房价收入比1：1。若以深圳房价来衡量，这是我家可支配收入的第一个巅峰，如果当时父亲狠下心来，在当地买个房，后来的我，早已成了深圳市民。
显然，我爹的心思并不在城市——对大多数打工人来说，深圳就是一个打工地。赚点钱，还是回家盖房子，慢慢装修，供养小孩为要。
事实上，我爹妈在宝安打工七年，只去过一次深圳市区。那时去市区叫“进关”，还要办边防证（2008年取消），更主要的是，那千千万万的打工人，就想着加班加点，多干一点，多赚点钱——“出去玩赚不到钱，还得花钱，不划算”，直到今天，这还是我妈过日子的一大原则。
而中国制造业，也正是在这样一代农民工、这样一种观念下，日益风生水起，直至登顶全球，并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
只是，谁又能预料，不过短短十年，中国制造业就面临产能过剩。在“供给侧改革”，淘汰过剩产能的时代背景下，同样是那一代人，又毫无怨言地、黯然地回到乡下。此时，他们逐渐老去，只有自己辛辛苦苦打工二十年攒下的一栋房子，除此两手空空，没有社会保障，同时再也找不到工作。
时代浪潮奔涌，看似皆大欢喜，但终究有人被亏欠。

｜乡下的一个小会。供图/吴冰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