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辨析《金克木编年录》中的几个片段(15)

这个研究所有一些藏书，与各国交流的关系相当好，现在有日本学者在那里研究。
浦那的德干学院研究所原有梵学的传统，现在可以说是印度新起的一个语言学中心。所长葛德类博士可以说已经建立起一个学派来了。他很强调编制一个词一个词的索引（Index Verborum），如果中印双方合作，编制佛典的这种索引，由他们担任梵文、巴利文原本而我们担任汉文、藏文译本的索引，可以事半功倍，这样就可以为中印合作的语言学研究打下一个结实的基础。这个工作应该以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佛教丛书”中的“正理滴论”的梵、藏及藏、梵索引为范例，“一个助词也不忽略”（见序文），如果由中、印、苏三国合作，当然是更好了。关于这种工作，大家的意见是接近的（例如前“翻释通报”第2卷第5期，季羡林教授“对于编修中国翻译史的一点意见”）；在人力方面，我们也已经具备了一些条件，例如张建木同志与印度柏乐天教授（梵语语法学家）就曾经合作过，取得一些经验（见“翻译通报”及“现代佛学”）。
德干学院研究所早已有印欧和达罗毗荼语言学部门，葛德类博士久已有意于建立汉藏语言学部门；1943-45年我在浦那的时候，并不属于这个研究所，那是在战时，他也不惜重价，为我买参考书，我临走的时候也留赠了几本书，当时我们所能做到的就只有这样了！果阿是葛德类博士的老家，我们同情果阿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更感到怀念他，希望他来讲学，“和他的中国同行们见面”（周总理在孟买说的话，见新华社3日电）。
浦那的福格森学院是印度民族运动的先驱、甘地的前辈狄拉克所创办的；这个学院也有梵学的传统，例如常用的阿卜逮所编梵文辞典就是那里的产物。印度现在的汉藏文学者之一郭克雷博士是这个学院的教授。他校订西藏所传的梵本“中观心论”，还没有完成；西藏还保存了许多梵本，希望他能够到中国来，和我们比较长期地合作！这个学院的梵文主任教授巴兰基倍博士已经年老退休，听说有可能到北京来，他研究印度音乐史，对于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工作极有帮助，这个消息想必是大家所乐闻的！
1942年，印度的“八月运动”期间，我从孟买到浦那，火车的窗门是紧闭的，因为群众在向当时的英政府所经营的铁路扔石头。殖民主义者的坦克把炮口正对着学校的大门，师生们出入是无视它的。那时是甘地先生最后一次入狱，他在浦那的阿伽汗宫，我和导师郭克雷博士早晚散步，从校内的小山上可以望见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的房屋和粮食都有困难，我就住在导师家里，和他一起吃过杂粮。我的三十岁生辰是和他在一起度过的。他就像我的伯叔或长兄，他的子侄与我如兄弟姊妹；他的弟弟是医生，曾为我治病。我差不多是一个生而不知有母的人，临走的时候，师母手织毛背心相赠，穿在我这个孤儿和游子身上，把这种温暖带回到久别的祖国来了！我曾寄赠一张照片，导师回信说，他把它贴在家庭相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