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辨析《金克木编年录》中的几个片段(4)

现存金文中最早提到周的地方，是在回忆语言学者何容（1903-1990）的时候：“我看到他[何容]时是在北京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内的中国大词[辞]典编纂处。他在黎锦熙、钱玄同（疑古玄同）两位教授手下当一名工作人员。我是去找只有二十岁的世界语者周达甫的。”（《何容教授》，原题《怀念何容教授》，刊于1990年10月20日《战斗报》）黄德海先生根据周生于1914年遂将此事系于1934年（《编年录》59-60页）。金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见到何，全是因为访周，可见周当时应该也在编纂处居住或工作。这一推论还有个旁证。孔夫子旧书网（简称孔网）曾上拍一张周于1935年10月24日发出的明信片（www.kongfz.cn/37846208；2022年11月2日读取），地址写的是“北平中海辞典处”，可见他当时确实是在北京中南海（北平中海）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辞典处）服务。
从金以“世界语者”称呼周来看，两人相识可能是由于学习世界语。《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三分册（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劳荣[1911-1989]”条提到他“1932年与瞿白音[1910-1979]、周达甫等组织南京世界语学会”（326页），这个“周达甫”应该就是当时还没有北上的周。关于周与金相识之前的经历，拟另作一文考述。
周于1939年赴印留学，先是在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于孟加拉寂乡（Santiniketan）所办国际大学（Visva-Bharati）的中国学院读梵语。他发表的《印度出土之中文碑》（《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18期，1940年12月1日），末署“二十九年八月寄 T. F. Chou, Santiniketan, Bengal, India”，可见其于1940年8月仍在国际大学读书。此前的1940年3月，当徐悲鸿（1895-1953）在加尔各答办画展时，周达夫也和他在一起，当时还请印度博物馆（Indian Museum）拓印过其所藏菩提伽耶出土的中文碑，可惜拓片在托人带回国（可能是要带给冯承钧[1887-1946]）时丢失了（周达夫：《改正法国汉学家沙畹对印度出土汉文碑的误释》，《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1957年6月）。
因担任国际大学研究院院长（也是第一任研究院院长）的老师Mahamahopaddhyaya Vidhushekhara Bhattacharya Shastri（1878-1959）转至加尔各答大学研究院任梵文系（梵文部）主任，于是周也来到加城。金克木根据Vidhushekhara将其名字音译为“维杜”，吴晓铃（1914-1995）则据该词意译为“月顶”（《悼念印度佛学大师月顶老人》，《现代佛学》1959年9月号）。据吴晓铃说，月顶是他到印度（1942年8月底）后认识的第一位印度学者，而且正是出于周达夫的介绍。张忞煜在“中国社会科学词条库”所写周达夫词条说“（周）后随V. B. 夏斯特里教授到加尔各答大学研究院”，“V. B. 夏斯特里”就是月顶，但“夏斯特里”（Shastri）并非月顶的名字，而是他的荣誉头衔“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