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高士图及其衍变——故宫“林下风雅”展之深度解读（下）(6)

屈原作品中虚构了一位与时推移、豁达知命的“渔隐”形象与其本人的坚贞不屈，奋力抗争作鲜明对比，后人由此将“渔父”演变成为“高士图”隐逸题材的典型形象。
两宋山水名家多有《渔父图》题材，如李成《江山渔父图》、许道宁《渔父图》、李唐《清溪渔隐图》《松湖钓隐图》等。可见，《渔父图》创作已从早期人物画转为了以山水为主的山水人物画。元末“四大家”之一吴镇更是以多幅《渔父图》传世而闻名，他借助这一题材，表达“无求道自尊”的隐逸思想，寄托了“只钓鲈鱼不钓名”的抗简孤介，啸傲湖海的胸臆。
另外，不见于早期画史记载的、以陶潜（渊明）为主题的“高士图”此时成为新的隐逸题材。这对于两宋及后世的“高士图”的选题与创作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因为陶潜的隐遁，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人士大夫在心怀家国、积极入世之余，也崇尚退隐山林的思想相吻合。历代士人们秉承“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在政治晦暗、社会动荡之际，或因宦途失意主动辞官，或为达观知命避世幽居，陶潜恰是其中的一员。他的解印归里，与《后汉书·高士传》中彻底拒绝入仕，不事王侯的颜回、巢父、许由等人的“隐逸”在“初心”和形式上皆不相同，而与“会昌九老”“商山四皓”代表的明哲潜遁，率性逃名或者俟时而动，非时不见相近，是介乎所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之间的适时、顺势之选。即便如此，页并不妨碍他成为千百年来的知识阶层“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保持人格独立和精神超脱的偶像。
描绘《归去来兮图》最著名的画家是北宋龙眠山人李公麟，《宣和画谱》著录其两幅《归去来兮图》今皆不存。由北宋末南宋初词人周紫芝的诗中可隐约揣摩他所见到的李画：“渊明诗成无色画，龙眠画出无声诗。两公恐是前后身，二妙略殊今昔时……龙眠得之心应手，笔所到处心相随。”这里的“无色画”所指的应是李公麟的“白描画”。从后世如元、明人所绘的各种“仿李龙眠”陶潜故事如赵孟（传）《陶潜遗踪图》、许宗鲁题明人画《陶潜故事图》等观察，人们心目中的李画皆其“白描”画风。另外，李公麟对陶潜的描绘也充分印证了自唐以来鉴赏家们所崇尚的，画家品格学养决定其作品格调的论点：“公麟画陶潜归去来兮图，不在于田园松菊，乃在于临清流处。”这说明李公麟在刻画主人公形象的同时，更注意体会人物的内在精神，能突破对陶诗的肤浅解读和人物抚孤松、撷秋菊的传统思维，而以“临清流而赋诗”的情节生动体现陶潜既不愿求富贵于帝乡，不“为五斗米折腰”，又安时知命、忘怀得失的孤高与豁达，虽不言傲而傲骨铮铮，瞻顾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