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治学」李君如：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杰出贡献(13)

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概念最初为“乡村包围城市”，是反对这条道路的人从否定意义上提出来的。1928年6月24日，在党的六大讨论政治报告时，与会代表、原浙江省委书记夏曦在发言中指出：“过去党取乡村包围中心，我认为是不对的，暴动应以城市为中心。”“党的政策带有农民意识，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比如乡村包围城市，希望以农民力量攻取城市，即就是要发动城市斗争，也是以农民暴动为立足点。”①1928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就湖北省委上报的秋收暴动总计划致信湖北省委，明确指出：“你们总计划中在斗争的布置上用乡村包围城市的企图（如以监利沔阳石首等县包围沙市，以秭归宜都长阳枝江等县包围宜昌，以及各区向武汉发展），这种倾向，是极危险的，在客观上不啻暗示一般同志轻视或放弃城市工作，省委应当很严重的注意各大城市工作，同时严格纠正这种危险的倾向。
”[8](p.284)这一文件是党中央的文件，在党内影响很大。1928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并在检讨过去工作时指出，省委不但“没有坚决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紧组织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方面”，“还拘泥于武装发动的观念，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忘记了城市领导作用”“认为可以由乡村包围城市。这在实际上是完全把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看作没有，而反是乡村可以领导城市了。这一倾向须立即纠正，不然，便是政治上严重的错误”。[9](pp.613-617)由此可见，“乡村包围城市”是作为反对“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被批判的。
在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形成时期，“乡村包围城市”思想进一步从“农民意识”升级为“右倾错误”“幻想”“绝对错误的观念”，被认为是“党的主要危险”，党的文件对此进行了批判。1930年4月1日出版的党内刊物《党的生活》第6期发表的文章《地方暴动与右倾观念》提道：“对组织地方暴动的中心策略之了解与运用上的右倾，更是目前党的主要危险。”“甚至朱毛和鄂西红军还不十分了解红军集中进攻的策略，还多少存留着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更有些地方（如鄂西）用乡村包围城市的办法，不积极发动城市工作，企图把乡村割据起来，然后用军事力量拼命进攻冒险取得城市，这是忽视城市工作的重要，农民意识的表现，也是妨碍地方暴动的右倾错误。”①1930年5月24日出版的《红旗》以复信形式，批评周子敬（据有人考证为何孟雄）来信提出的革命势力应首先占据广大农村，然后联合起来包围、封锁、进攻城市的意见。